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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糖島到矽島:台灣地區科技產業是如何起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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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健楷

  來源:AIPharos月光社(ID:AI-Pharos)

  兩百萬人到了台灣島。國民黨從海峽的對岸運來了大量的黃金,但在這個逼仄的小島上,問題一觸即發。

  遷台後的國民黨,在金門和馬島陳布兵馬,嚴加操練,軍費居高不下,美國的金援大部分都花在了這個地方。

  台灣島上僅有非常初級的工業基礎,除了蔗糖富餘以供出口換匯,水泥這類基本的工業品尚不足以自給自足。當局設定了多達幾百種匯率,一一對應各種進口貨品,對於投機者而言是絕好的土壤。

  經濟問題很嚴重。

  蔣家到了台灣地區,蔣經國接管了軍隊和情報機關。在這個有六百萬本地人的地方,國民黨嚴密防範著外部的滲透與顛覆,成千上萬的人被抓進監獄,或者一待就是二十年,或者立馬槍決。安全問題如此要緊,財經問題相形之下顯得沒那麼重要。蔣介石把財經大權交給了他非常信任的副手:陳誠。

  陳誠迅速推進了土改。為了爭取這個島上人數最多群體的支持,國民黨以土地實物債券和四大公用事業公司的股票,換取地主手中的土地,好讓“耕者有其田”。 10萬個出讓土地的地主裡面,有99%的人都把股票以七八折的代價賣給了台灣的五大家族。

  短期的經濟提振,顯然無法應付繁複的目標。通貨膨脹長期存在,導致生產能力無法賺取足夠的外匯,以同時支付昂貴的軍隊和人民的物質需求。龐大的公營事業、來自大陸的資本家和本地的資本家共同壟斷著島內的經濟,但他們對於解決官方的赤字問題缺乏興趣和動力。

  凱恩斯的信徒馬上就要迎來挑戰。一群新的經濟與技術官僚,準備開出自己的藥方了。

  01

  選定的贏家與敗家

  三民主義要求“節制資本”,官方控制產業以不致貧富失調。從大陸遷來的經濟官員,相當一部分繼承了三民主義的這種規訓,對於市場經濟改革抱有相當的疑慮。

  美國人拿著美元要求經濟改革。匯率需要趨向自由化,民營企業部門需要得到鼓勵以振興出口,如果上述改革沒有實現,美國人的援助就會停止,軍費也便沒了著落,這是最致命的威脅。

  來自美國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教授,改變了經濟官僚的想法。從50年代初開始,陳誠手下掌握經濟實權、且備受蔣家信賴的經濟強人尹仲榮,開始頻頻向他身邊的經濟高參請教,究竟如何才能處理好匯率、財政、貿易等一系列經濟問題。

  從1953年開始,尹仲榮就贊成私營經濟,並主張扶持那些弱小的民營企業。他認識到,台灣地區經濟需要通過信貸、外匯資源分配來達成“有計劃的自由市場經濟”,這一想法在當時十分大膽。但在保守派經濟官僚環繞的情況下,改革無以施展。

  改革的鬥爭是激烈的。

  尹仲榮強勢、傲慢,說話又咄咄逼人。對於這樣一個個性鮮明的人物,記者們當然喜愛。他的金句被當場記錄並被報刊原文發行,為了得到更多的機智評論,一些記者甚至當場激怒他。但這也讓很多被硬剛的人難以接受他的經濟思想,許多“立法委員”經常威脅要他下台,他的回應總是:我準備隨時下台。

  一語成讖,反對派在1955年以貪污檢舉,他真下台了。

  三民主義“節制資本”的訓導,對於改革派就像一個緊箍咒,對於保守派就像一件護身符,沒有老蔣發話,誰也沒有對這一訓導的最高解釋權。

  1957年,來自美國的壓力日大,尹仲榮洗刷了罪名,被復職,但其硬剛風格不改。尹的朋友告誡他“不要太鋒芒畢露”。尹的另一位同僚“好好先生”嚴家淦,則忙著幫他擦屁股。

  嚴家淦處事中庸,忠誠任事,為蔣家所重。但凡尹仲榮有什麼驚天的言論與改革思想,他總是以溫和的語言轉述給老蔣和陳誠。當老蔣知道,原來經濟改革能夠多掙外匯,軍費還照樣維持,改革計劃終於得到了允許。

  改革派小心翼翼地推進經濟改革。

  在承接針對塑料行業的美援時,國民黨支持的權貴資本一開始是應標者,但經考察投資規模太小以致無法盈利後,權貴資本中途退出。

  尹仲榮讓台灣銀行查一下有錢的儲戶,存款800萬的大米商人王永慶被選中了。儘管下面的主事官員不滿於這個百萬富翁對塑料行業的一無所知,但出於公心,還是將這個項目交給了王永慶。這當然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主事的改革派官員被控貪污罪辭職,但傳奇的台塑公司在日後出人意料地成為了大贏家。

  無名之輩成了大贏家,破壞經濟改革大計的權貴資本則被挑下馬。

  1960年,得到陳誠背書的台灣地區第五大民營企業——唐榮鋼鐵公司——爆發了財務危機。一眾官營銀行被指示向這家“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放貸1.2億台幣。銀行調查了財務狀況,他們決定撤回之前擬定的貸款協議。因為,銀行發現,這個燙手山芋在一年之間的債務增加了15億,該公司光在台北高雄兩地就欠了4000個私人債主將近3億台幣,而債主中又有很多國民黨高官。

面對這樣一家玩脫的“事實上的銀行”,尹仲榮主張下調付給民間債權人的利率,從而降低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成本,並吸引更多人把錢儲蓄在銀行,最終實現抑制通脹、扶持民營企業的目的。

  唐榮公司的老闆和背後有權勢的債主,當然無法理解尹仲榮的意圖,他們搬來了陳誠這個大救兵。銀行按照尹仲榮的意思開出了七項條件,但唐榮拒絕了。

  這下炸鍋了。尹仲榮在“立法院”質詢中向委員們通報了唐榮拒絕債務重組提議,並公佈了交易細節。一時之間,唐榮公司就像被擠兌的銀行,搖搖欲墜。最終,唐榮不得不接受“行政院”的指導運營,創始家族的私產被悉數收作公司財產以備兌付,公司允諾的利率也相應下調。

  此時,台灣地區的經濟改革剛剛起步。經濟建設要用錢,沒人往銀行里存是個大問題;同時,出口賺匯需要大量的中小民營企業,而他們則是面臨著極高的民間借貸利率,畸高的資金成本阻礙了更多貿易的發生。

  借唐榮公司之命,尹仲榮一箭雙雕,為台灣地區經濟轉向出口奠定了基礎。

  02

  轉型難題

  陳誠走了,“老蔣”終於也還是老了。

  1969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在管了二十年情報、安全與軍隊後,蔣經國將手伸向了經濟領域。

  在“小蔣”全面掌握權力之際,中國與美國外交開始破冰。與此同時,石油危機席捲全球,西方世界面臨經濟滯漲。

  經過十年的發展,這個島嶼開始在全球經濟中已經佔據了一席之地。廉價的勞力、勤勞的人民、出口導向的自由貿易,使出口占據了台灣GDP約一半的份額。但島內的公營事業與大型民營企業牢牢壟斷著內部的市場,對出口缺乏強烈的動力。面臨劇增的油價與物價,貿易紅利顯得脆弱。

  經濟的未來在哪裡?台灣地區先於大陸遭遇了經濟改革的轉型難題。

  鄧小平在蘇聯留學的同學蔣經國,表現出了與前者同樣的變通。蔣經國推出了耗資50億美元的“十項建設”,囊括了鐵路電氣化、機場與港口等多個重大項目。這標誌著國民黨到台灣地區以來對經濟的首次大規模干預。在維持自由貿易的同時,小蔣仿效日本通產省,成立了“經濟設計委員會”,以總調規劃經濟建設項目。

  在經濟領域,“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是蔣經國的左膀右臂。兩人在財經、工業系統浸潤多年,是工程師出身的經濟技術官僚。

  李國鼎起於陳誠主政財經事務的時代,早在50年代就成為財經系統中的佼佼者,親身經歷了台灣地區經濟政策由“出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折時刻。孫運璿受老蔣所託,把他親孫子安排在電廠工作,與蔣家逐步建立了信任。

  幹練的經濟技術官僚,很快就把眼光聚焦到了當時剛興起的半導體產業。

  1973年,在“立法院”反對派發出的“加拿大、英國都失敗,我們怎麼能夠成功”的論調中,孫運璿主導建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在芯片項目上一出手,就是四億新台幣。如此大一筆巨款,惹人眼紅,為了保護工研院免於外界的政治排擠,孫運璿把工研院放到了“經濟部”下面。

  發展一個芯片產業,官方的信任比創新精神還要重要么?

  03

  “經濟技術官僚”的接力賽

  無論是東亞,還是西方經濟體,答案都是肯定的。

  官方信任為最高優先級,對於信奉自由放任經濟理論的人來說,是令人困惑的。但只要看到,日本以“護送船隊”的方式,為幾大財閥發展科技實力提供政策窗口指引、信貸激勵,美國為重新贏得對日的芯片優勢,在官方層面組織大型研究計劃,我們就知道,在科技樹的最頂端,官方信任是先決條件。

  這種官方信任不僅體現在一個經濟體系的內部。後發者要追趕,離不開暢通的科技交流。

  官方積極尋求來自美國科技公司的技術轉移。曾就任於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的華人工程師潘文淵,給蔣經國和一眾官僚講,台灣地區究竟應該怎麼進行產業升級。除此之外,來自貝爾實驗室、德州儀器和IBM的研究人員與高管組成了技術諮詢委員會,為當局出謀劃策。

  醞釀了十年,“經濟部”想拉民營大企業入夥,一起投資建立一家半導體公司:聯華電子。

  但是民營企業對於高科技並不感冒。長期研究台灣經濟的大陸學者巫永平甚至認為,台灣地區的民營部門缺乏企業家精神。因為風險太高,台灣地區的民營大企業規模比起韓、日兩國要遠為小,民營企業家在半導體產業起步之初極度缺乏承擔風險的意願。最後,當局不得不動用政治影響力“逼迫”幾家民營企業認購了30%的股份,民營部門不願認購太多,工研院自掏腰包分擔了一部分。

  涉及到高風險的科技產業,還是得公共部門來當開路先鋒。在台灣地區的芯片大業中,官方既是一個發起者,也是一個企業家,雖然官方一度想讓渡與私營部門佔優的股份,但民營企業家並不領情。

  問題在於,官方並不總能充當高科技產業“正外部性”的發起者與維持者。官方資助科技事業,很難在一個領域從一而終地投以大注,如果沒有成效或者人去政息,倡議一方便失去了合法性,資金預算就會被擠壓。

  掌握實權的賢明經濟技術官僚,對於高科技產業發揮著核心影響。在經濟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理工科出身的技術官僚逐漸歷練成為有經驗的經濟官僚,抑或經濟官僚逐漸懂得如何搞技術工業,最後,兩者往往融合成為“經濟技術官僚”。

  台灣地區半導體產業的幸運在於,多個受蔣經國信任支持的經濟技術官僚像參加接力賽一樣,陪伴這個產業最終實現了良性的公司化運作。

  1984年,孫運璿去職“行政院長”,保守派俞國華上任,對半導體之支持不如以往。

  李國鼎在這時為台灣地區的芯片產業擔任起了領路人的角色。從“財政部長”位子上退下來後,李被蔣經國委任為國務委員,專門負責科技業。

  李直言不諱,性格強勢,風評很好。因為在“財政部長”任上堅持鹽稅廢除之後應提高鹽價,李引發了蔣經國的不滿,轉而辭職。但幸運的是,因與小蔣沒了權力上的爭執,李國鼎反而更受蔣的信任,可以在科技業施展拳腳。

  1986年,李國鼎最終成功勸說“行政院長”支持成立台積電公司。官方往這家公司投了一億美元,佔股48.3%。為了免於專利訴訟以及尋求技術支持,飛利浦被引入股東名單,佔股約四分之一。其他股東是零零散散的民營企業,事業開始之時受當局扶持的台塑集團還被迫認購了一些台積電股份,但很快就賣掉了,可見高科技公司之燙手。

  有了錢,還得有合適的人選。李國鼎從美國挖來前德州儀器的高管張忠謀,先是在工研院和聯電任職,台積電成立後轉任於此。

  美國華人回台發展芯片,在那個時候前景還不明朗。好在官方提供了發揮空間較大的用武之地,工研院、聯電、台積電均不受官方繁文縟節拘束,並且參與創業的員工給予了可觀的股權分配。大批有才幹的華人工程師選擇回島,他們帶來最新的技術與更國際化的視野,為官方設立的高科技公司貢獻力量。他們或許待個三年五載就會離開,但沒關係,技術擴散的目的只有那些走出去創業的人才能達成。

  在新興的高科技產業上,當局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產業策略。國民黨剛到台灣地區時,製糖業、紡織業大多為官營,在隨後發展鋼鐵、石油、化工等重工業時,國民黨設立了一批公營事業單位,或依靠親近的大陸資本家和台灣地區本地資本家,從中“挑選贏家”,給予美援與信貸支持。

  對於全新的高科技產業,當局給予了不小的激勵。官方在1980年建立了新竹科技園,園內企業享有從稅收減免、低利率信貸到風險投資等各項優惠。這些舉措有力地吸引了留美的青年才俊,他們紛紛回台,在官方雄心勃勃的產業計劃的鼓勵下,台灣地區的人民準備好了跑在日本人之前爭奪信息時代的全球市場。

  04

  公平的賽馬

  在官方的示範下,宏基等企業開始前赴後湧地參與高科技產業。在這個新型產業,無論是土著的民營企業,美國風投支持的海歸,還是官方承辦的企業,都享有平等參與的機會。但是,大型的民營企業相當長一段時間十分保守。直到台積電開始賺大錢,民營企業巨頭台塑才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為什麼台灣地區的大企業一開始缺席了後來堪比挖礦的晶圓代工業,甚至整個計算機產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出錢搞研發的,可能到頭來給別人發明了一個好東西。考慮到台塑在傳統的石化產業浸淫已久,更不適應、也不明白高科技工業的產業規律。

  而那些清廉能幹的“經濟技術官僚”也明白,半導體的未來在海外留學生和海外科技產業人士的身上。只有憑藉這些最優秀的智力資源,官方花大價錢搞的工業研究才不會白費,經濟結構轉型才有未來。

  彼時,年輕的台灣地區芯片公司野蠻生長,站在兩個時代的交界處。他們將要跨海橫洋,碰撞全世界。

  參考資料:

  1. 《誰創造的經濟奇蹟》,巫永平,2017,三聯書店

  2. 《蔣經國傳》,陶涵,2016,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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