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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薛定谔的理想主义


罗永浩:薛定谔的理想主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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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Q报道(ID:GQREPORT)

  文/ 卫诗婕

  很难断言理想主义对罗永浩而言是灯塔还是外衣。这些年,他近乎偏执地选择一些少有人走的路: 零背景闯入手机制造业、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贷款、身负巨债却拒绝申请破产……现在,为了还债,他做起曾经不屑一顾的“靠嘴吃饭”的事业。

  如他自己所言,在每个阶段,“都做了自己相信的事。”用朋友张玮玮的话来说,他的痛苦别人体会不到,他的快乐别人也体会不到。

  ···············

  能放下的都不是骄傲

  当罗永浩拿起那把单价一千多元的剃须刀,在胡须上涂满泡沫,直播当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拼了,”他拿起剃刀,快速扫过下巴,几厘米的胡子逐渐消失。

  评论里一片悲伤:“心酸。”“罗老师别这样。”“心疼老罗。”

  这是4月1日,罗永浩在抖音的直播首秀,实时在线人数累计4779.5万。退出锤子科技后,因曾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他的个人负债逾三亿。“为了还债”,老罗选中了直播——曾经的理想主义代言人公然宣称自己开始“卖艺”,对反对者或支持者而言,这可能是新一场价值观争论的狂欢。剃掉的胡子迅速被自媒体和网友们延伸出多种指代意味——“剃掉的是老罗的青春”、“坚持”和他的“理想主义”。

  “没什么好感慨的,过些天胡子就长出来了。”对于网友的反应,罗永浩的回复显得刚直,“是他们想多了”。一周后,在推销一款新的剃须刀时,他又剃掉了新长出来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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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罗粉来说,最心酸的莫过于看到曾经呼喊着“改变世界”的偶像“弯下了腰”。一名追随其多年的粉丝评价这场直播:看见老罗“努力扮演着一名推销员的角色”,言行举止间却又“掩不住那份不情愿”,这让他联想到自己的中年人生:充斥着隐忍、无奈和妥协。

  一个月以来,罗永浩的直播间多次在选品环节暴露出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参与选品的供应商中存在数家锤子的股东,比如锤子曾经的债主尚诚同力,“倒不是说选品一定会出现问题,但这样的关联交易会很多”。

  4月24日,在推荐一台滤水器时,罗永浩拧开了开关,出水口却没有出水。

  “完了,明天媒体又过节了,大型翻车现场。”他的情绪瞬间低落了。

  两位来自厂家的维修工人小跑进入直播间,绕过摄影机,在滤水器前蹲下。罗永浩一度走出了直播画框以外,只留下搭档继续在镜头前卖货。被告知滤水器修好后,罗永浩再次演示,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晰,他特意往水箱里倒进了墨汁。

  起初滤水箱的出水仍是黑色的,水一股股冒出来,所有人沉默,几秒后,水流才变为透明。老罗手持玻璃杯,在滤水口下接了整杯水,最后,几乎是为了自证清白,他在镜头面前试喝了一口。全场鼓起掌来。

  按照罗永浩的想象,在另一个平行空间中,他可以暴怒、翻脸、撂挑子。但今天的他是“机构的代表”,可以为了责任感“去做些不那么酷的事”。

  这不免引来感慨:那个喊着“天生骄傲”的人,看似放下了骄傲。而老罗并不认同:“能被放下的那些都不是骄傲,反倒是偶像包袱那种东西。”

  5月的京郊,一处摄影棚内,罗永浩正在拍摄《智族GQ》的封面。为了新事业的宣传,他再次做出妥协,放弃一直坚持的T恤+休闲裤装扮,穿上“完全不适合”他的西装。

  “这太尴尬了。”“我慌得像一头狗熊。”“快来,你们一定要拍下我惊慌无助的样子。”

  量身定制的条纹西服穿在身上,罗永浩在寻找正确的姿势,一只脚踩在高脚凳上,手不知该往哪放。莱卡相机咔咔地捕捉每一个瞬间。10分钟前,他望着镜子,嘲笑自己像“上市妓院公司的老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为了让那张圆圆的脸更有立体感,造型师为他准备了胡子和眼镜,最难接受的是画眉——老罗再三拒绝了,“不画,坚决不画,可以后期P上去。”工作人员再三劝解,他终于同意。化妆师用睫毛膏在他的短眉毛上轻轻扫过,又用眉笔一根根地把眉形续长,他看了看,还算满意,扭头一笑,“堕落就是这样开始的。”

  “胖胖的印钞机”

  疫情期间,北京望京凯悦的大堂进行过一场秘密的商业会谈。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远程视频的会话框内,抖音CEO张楠热情地开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过亿引流的资源倾斜——这充分显示了抖音的诚意。会谈的主人公罗永浩眉开眼笑,感到很被尊重,合作几乎谈妥。

  据多名直播行业的人透露,消息传开,原本对罗永浩不感兴趣的淘宝直播找上门来,开出利润更丰厚的条件;快手也不甘示弱,给出接近三倍资源的承诺。但罗永浩没有心动,他对旁人说,“信誉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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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与芙蓉姐姐同时期成名的初代网络名人,罗永浩可能是近20年来活跃时间最长的网红——2012年,上一个身份还是英语教师的他宣布创立“锤子科技”,进军手机制造。历时六年,手机梦碎,短暂蛰伏后,他又宣布进军直播,一个新的风口。

  凭借其影响力,罗永浩的直播试水成为各平台大战的某个接触点。首播当晚,一个两百多人的微信群在民间组织起来,起名为“罗永浩情报局”:狙击点为老罗在直播中所卖的货品,没几分钟,各类电商平台就会出现一系列“低过老罗”的商品链接。

  “同一天的薇娅卖火箭也是阿里为了围堵老罗的行为。”电商分析师李成东说,同时他描述了一种可能性,“自媒体上出现很多黑罗永浩的稿子也都来自于竞争对手。”这客观上造成罗永浩的舆论热度更高了。但随着各方狙击罗永浩的行为消失,热度回落——“事实上罗永浩的广告坑位费最近也降价了。”老罗直播的续航能力仍是未知。

  5月1日晚,罗永浩的直播间又出事故了。直播尾声的半价汽车耗费近40万补贴,原本是当晚的压轴大戏,但由于技术原因,链接始终没有出现在直播页面——弹幕随即出现大量评论表示不满,直指老罗直播间“有黑幕”。

  “请大家放心,我们正在调查原因。”罗永浩在镜头前解释,“欠大家的半价车之后一定会找机会上链接,区区40万补贴,没多少钱,我们绝不会为了省这点钱搞小动作。黑幕是不存在的。”

  直播结束,老罗埋头进了办公室,很久没有出来。工作人员在外面小声讨论着当天的事故成因,没有人敢进去打扰。再走出来时,老罗有些发怒,“跟他们说,要是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再也不合作了!”转身又走进办公室,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嘟囔着:“还跑到我这说什么要取关!”

  为了观测舆情,每隔几天,罗永浩就在微博上搜索自己的名字。任何有关道德的指控都会伤害到他。

  “‘我敢肯定是黑幕’,你肯定什么啊,你有什么证据你敢肯定。”“上次我们报错了蝴蝶酥,我自己掏了一两百万补了,补完了他们说我们是故意做了一个(营销),是一个骗取好感的手段。”又不能回嘴,气得他在电脑前骂娘。

  一名从事商业评论的写手指出,罗永浩的直播间事故频出,与团队的专业化能力欠缺有直接关系。今年3月,罗永浩迅速召集起一伙人组建直播团队,其中大量员工是从前锤子的旧部。“这和锤子最早期一样,全是一群不懂行的人来做。而老罗既不具备迅速搭起专业班底的能力,也向来喜欢用自己的亲信部队。”

  位于751的厂房是罗永浩租来的直播间,二楼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走步机,这段日子里,老罗已经减了10多斤,他的目标是减去70斤。做手机这些年,他积攒下满身小病:脂肪肝、内分泌紊乱、脂溢性脱发、糖尿病前期……“所有迹象都表明,该休息了,但就是没法休息,就这样维持了六年。”但不久前,老友黄章晋与罗永浩见面,觉得他呈现出“近几年最好的状态”——“由内而外散发着喜悦,像台胖胖的印钞机。”

  被问及按照当下的直播收入,多久能够把债务还完,老罗露出了羞涩的笑容,“一年半吧。”

  锤子完成交接后,2020年1月,罗永浩去了日本休假。一度担心自己产生了抑郁倾向。创业多年,他远离了自己所有的爱好,那段日子,他在YouTube上一口气看了许多年轻时曾钟爱的乐队。“巨崩溃。”他说,“那些老乐队、老歌手都老得不行了,不是老了六七岁,感觉老了四五十岁,老得一塌糊涂,一脸褶子。”他意识到自己不能闲,“闲的话就要得病了。”

  太太对他说,锤子六年,“其实你很幸运,把想做的事都给做了”。罗永浩无比认同,谈起这些,语气充满感激。

  “我这代人很幸运。你看日本过去半个世纪几乎都没有几个大企业崛起,不管你多聪明,多有野心,多有能力,整个大环境没有机会。对于我们这代野心勃勃想做点什么事情的人来讲,简直爽死了。何况老一辈创业的时候,哪个不是砸锅卖铁,把房子全抵押上去,最后亏了,除了跳楼就完全没有(出路),哪像我这样,出路还挺多。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问及现在的心愿,“尽快能把债还完。”他又笑了,“不排除再把锤子这个品牌买回来的可能。”

  负债者罗永浩

  2018年6月,锤子科技资金链断裂。工厂停工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大批呆滞料——财务公布的债务数字从两亿变成三亿,四亿,一直到六亿。老罗懵了。“原来以为划拉划拉还能还上,发现是自己天真了。”

  老友黄章晋形容那时的罗永浩浮肿得厉害,“像在池塘里泡了几天再捞上来的样子”,面色发青,双眼无神。那情状让他想起电影里“拿破仑打了败仗的样子”,“生气、发怒,演得气急败坏那种,”那都是演员的演绎,想像的成分居多。“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挫败的时候,他是没有条理的,语无伦次,这一刻讲的A,突然会插进C和B的事情,然后又跳回来,乱七八糟,一连串的无意识。”

  那是一段最难熬的日子。供应商相继出现在锤科大楼前。物业报了警,预备赶走那些举着牌子、呼喊讨债的人们,罗永浩试图阻拦:“我们欠了人家钱,人家拿不到,到楼门口发泄一下,怎么还违法了呢?”债主里不乏曾经力挺他的人,他被内疚折磨。

  年底,字节跳动完成了对锤科的收购。交接那天,在场的很多同事都哭了,罗永浩躲在家里发呆。某个深夜,老罗躺在床上,在一条力挺锤子的微博评论区,他刷到一条留言,来自锤子供应商的一名工厂员工:因为锤子拖欠款项,公司发不出工资,今年没钱回家过年了。配图是已经打包好的行李。

  “多年以来看农民工讨薪那种,都觉得离我的世界是很遥远的,也很难理解那些老板为什么居然不发薪水。”时隔16个月,说起这些,他把双手抱在头上,摩擦了几下,“欠了六个亿,你给谁不给谁,救谁不救谁呢,根本就没法收拾。”那个晚上,他蒙起被子哭了一会儿,太太在隔壁,并没有发现。

  “最严重的时候是想过自杀的。”罗永浩在创业纪录片《燃点》里这样坦诚。那些曾经拒绝过BAT的同事选择加入锤子,有段时间连工资都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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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锤子内部有种声音,2018年,获得融资的锤子将部分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了TNT(交互操作系统及显示器)的研发,大胆地拓展了锤子作为一个手机品牌既有的发展方向。最终,TNT并未收获市场的反响,当年的手机新品R1又出现质量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老罗“一意孤行”的结果,也是将锤子推向死亡的关键。

  “这其中有很牛逼的想法,尽管不是首创(微软做过)。但提出这个概念(非常激进),如果无法提供跨度非常大的体验差,是不可能赢得市场的,”莫达说。他是锤子最早的产品经理之一。

  他已经离开锤子很久,可仍在行业内,与旧同事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段时间,他们觉得“老罗分裂出了另一个老罗”。

  在测评界眼中,此前发布的M1在外观与设计方面体现了罗永浩作为企业家的妥协。“机身的外观向苹果iPhone靠拢了,之前老罗一直说6代之后的苹果很丑。”这被视作锤子向市场妥协的一种例证。在兼顾市场与个性后,锤子在2017年发布的坚果Pro很快创造了锤子的历史最高销量。

  “坚果Pro很成功,可以看到老罗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也体现了重视市场的结果。老罗他忍不了这个,屠龙少年变成了龙。感觉他又把自己拆成两个了,一个忍气吞声把市场继续做下去,同时我一定要做一个颠覆市场的东西。”莫达说。

  采访时,有关TNT的问题激怒了老罗。“TNT恰恰是字节收购我们的原因,”他站起身来,声量明显大了起来,“你需要的话,我把所有几个王八蛋,已经离职的都可以给你叫过来验证这个事的真相。”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你问这个问题带有倾向,所以我跟每个记者的关系都处不好。”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老罗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去上个厕所”,便开门走了出去。回来时还喘着气,能看出他在努力克制自己。

  合格的生意人

  中国的创业史上,像罗永浩这样如此热衷于强调道德的企业家恐怕不多。

  按照老罗的说法,高中时,父亲为了让他顺利入学曾“找人开过后门”,这是此生唯一的污点。对自我的道德标准,他显现出绝对的自信。年轻时谈恋爱,姑娘问他,你是真的爱我吗?他知道自己不是,如何也说不出谎话,以至于常常恼羞成怒,拂袖而去。不是气别人,而是气自己。

  锤子初期,罗永浩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公关部。科技论坛上的评测帖下,锤子的产品常常遭到清一色的水军攻击。新任公关总监上任时,曾建议罗永浩“也找水军”:“我们不去黑对手,但可以用事实来稀释评论啊。”提议不仅遭到否决,还被罗永浩“臭骂了一通”。理由很简单,创业初期,老罗曾立志坚守“商业道德洁癖”——“我也找水军,不就沦为和那些人一样了吗?”

  不仅没有公关部,早期的锤子也没有市场和营销。“罗老师坚信做好产品放在官网上自然会有人买。”莫达说。老罗个人的“商业道德洁癖”,在一些人看来却也体现了商业常识的欠缺,“这些都是正常手机厂商要走的路。”

  一方面,罗永浩想要证明,“做生意也可以讲良心,”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早期公司的资金确实也不足以(支持市场营销等业务)。”

  可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否认锤子是一家热衷于输出价值观的公司。作为锤子曾经的公关总监,直到今天,唐拉拉向我提起锤子曾举办的“一系列输出价值观的”活动,依然引以为豪。“不是老罗营造了什么,而是他有能力找到一群同样的人。”这使得早期锤子的内部“没有派系”,“很梦幻”。“沟通零成本,谁跟谁都是,特别默契,懂。像是集体的大恋爱。”

  “我很少见过有人的道德底线比我高的。”创业早期,罗永浩常向公众表示,他有严重的“商业道德洁癖”。随着时间推移,他不再使用“洁癖”这个词。一位公司已经上市的商业大佬对此不屑一顾,“什么是商业道德?把企业做好,员工有工作和收入,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最好的商业道德。”

  为了向一名理性的企业家靠拢,他努力让渡个人的边界。做锤子的第三年,有一天,他叫来公关开会,公关列了个清单:从前被老罗否决的提议共有70多条。老罗最终批准了其中的二十多条,其中包含了雇佣水军,但强调只能“用中性评价稀释恶意评论”。

  “举个例子,以前你是个朋克歌手,你可以忍饥挨饿,保持你很屌的形象。现在你是一个大编制的乐队,还是搞乐队,还是朋克乐队,但是你要保证那四个跟着你干的兄弟们有饭吃。”他说。

  4月24日晚上,直播间里气氛凝重。工作人员接连失误:先是口播将蝴蝶酥的优惠报错——送两盒说成了送三盒,不久后ppt又出现失误——售价23.9元的洗衣粉错写成9.9元。

  老罗胸前起伏,面色难看,却还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马上联系厂商,第三盒的钱我们出。”“就按照9块9成交,差多少都补足你们。”这使得这次的直播收益直接损失一百多万,但这个决定没有犹豫——“不能因为我们的口误让观众埋单。”当天晚上,为了减少罗永浩及团队的损失,许多粉丝自发退单。

  “感动,但也正常。我的粉丝都是因为共同价值观走到一起的。”被问起粉丝自发的举动,老罗并不惊讶。他主动谈起锤科时期的发布会,门票收入总是非常可观。许多人认为,大量观众是冲着罗永浩的段子与口才去的,老罗并不认同,“笑星不会有真正为你尖叫的粉丝。”

  “我的粉丝与我一样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一旦我做了什么事踩到他们的底线,他们会立刻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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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的一次直播,搭档在介绍一款茶的防辐射作用,罗永浩多次打断了他,但欲言又止,“你要客观。这个防辐射作用……反正厂家那么一说,大家也就那么一听…… ”“大家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很多天后,接受采访时,罗永浩做出解释:“那个防辐射(效果)是真的,但是不会因为喝了一杯茶就防辐射了,你可能得吃五百倍的量。”他强调自己没有撒谎。“我做企业至少不用撒谎,我可以选择性地不说,但不用撒谎。”

  更多时候,老罗的道德感往往陷于更复杂的境况中。谈及今年年初的一次受骗经历时,他难掩愤怒:“我就想把他骗我的事实给说出去,揭穿这个臭流氓。”“臭流氓”指的是合作伙伴Z先生,去年10月,在准备入股一家科技公司时,老罗惊讶地发现Z先生谎报了某项专利的收购价格。他很恼怒,原因有三点:一,浪费了时间;二,此人不可信赖,利益可能受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感上受到了欺骗。

  参与该项目的员工黄贺也是老罗的朋友。去年十月,为了这项科技专利,他们共同在北京筹备一场发布会。发布会前,老罗发现了Z的谎言,预备挑明了说。Z先生把其他人都遣开,“我和永浩谈谈感情。”没几分钟,老罗黑着脸走出来,谈话不欢而散。

  晚上在酒店,老罗对黄贺说,自己已经写好了长文,要发在网上,揭露这件事。“你不要给别人说,(合伙人)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阻止我。”

  但老罗最终选择忍下委屈,没有发布长文。在合伙人的运作下,Z先生最终答应在双方终止合作前偿付第三方的成本款项,作为条件,罗永浩将如期出席发布会。

  罗永浩把这叫做成长。合伙人李钧和彭锦洲问他,发公开信是不是会两败俱伤?

  “以前我会觉得,他是个流氓,我揭穿,他受伤,我不受伤。”老罗眨巴着小眼,“现在我不这么看,我只要一吵架,那些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哪像一个企业家干的事,根本无从解释,这帮人不管是非。”

  何况还有第三方的利益。李钧和彭锦洲问他,生意人的问题很简单,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口气,他说这不叫好处。这可以忍。”这说服了老罗。前阵子在一场宵夜局上,他再次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件事,朋友们直称合伙人“拦得对!”

  “为什么对呢?”老罗还是不甘。

  几个人异口同声,“那有什么好处呢?”

  烤肉盘滋滋冒着热气。罗永浩哈哈大笑,“你们都是合格的生意人!”

  “领导和追随”

  直播彩排时,一旁的姑娘细声细语,老罗打断她,教导道:你要大声一点。重来一次,还是不成,他突然吼一嗓子示范,现场的目光果然朝他聚集起来,他说,你要调动起来,人的情绪是可以假装的。

  12年前创立老罗英语时,罗永浩就是这样调动情绪,举办了上百场演讲。通常,在上台的前一秒,他还烦躁不已,满脑子都是想逃走的念头。一旦走上台,音调就高了八分,“肾上腺素飙升”,“感觉和换了个人一样”。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讨厌的事表现得如此擅长。每场演讲,罗永浩总会设计出上百个笑料包袱,有节奏地穿插在内容中,并根据台下的反馈及时调整。

  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家中老幺,幼时罗永浩就意识到自己的“嘴皮子溜”,能把大人们哄得眉开眼笑。后来,凭借这种口才,他成为新东方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课堂上,他随意施展的幽默便能让学生们开怀大笑,偶尔讲一些动人故事,也能把学生们搞得眼泪汪汪。

  这种成功不仅只建立在幽默,价值观输出也是罗永浩永恒的关联词。18周岁前的那个冬天,在“胡乱读了几百本书”后,罗永浩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学校的教育(也因为无法解决偏科问题),终于辍学。90年代,大陆零星出版的李敖文集给了他极大的思想启蒙,小罗立志要“与愚昧和旧世界做抵抗”,10年后来到北京,新东方的学生们在听到“同性恋”一词时忍不住窃笑,这令他“忍无可忍”——“太蒙昧了!这群人不久后还要去美国留学呢!”

  他因此常在课堂上引申一些价值观的讨论。在幽默的外衣下,“理想主义教学”的内容高效渗透。一些学生偷录了他的讲课内容传到网上,逐渐流传开来,成为“老罗语录”。语录红得一塌糊涂,几乎成为一代青年的接头暗号。

  如果生在一个国家的偏僻角落里,长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没有人能在思想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不要说帮助,就连多少能够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都很难遇到。(罗永浩,《我的奋斗》,2010)

  很长一段时间,唐拉拉并没有理解自己的朋友如何就成了一位精神偶像,“我一开始也纳闷,这死胖子怎么就让你们这么魔怔了。”直到偶然间听到了老罗语录,“那时的社会风气没有现在开化,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很多观点大家平时不敢拿出来说。老罗会说一些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价值观),成为人们的一个出口。”

  秦延庆那时在大连一家餐馆打工,24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家乡鹤岗离开,每晚在宿舍,打开mp3,老罗的声音总能消解孤独,带来振奋——“每一个生命都注定要改变世界,如果你是个正直的人,就会让世界更好一点。”时隔13年,秦延庆在电话里庄重地复述这句“老罗语录”,用信徒式的语气。后来,他应聘成为锤子科技的厨师,如愿与一群“理想主义者”同路,直到今天,他仍然担任着罗永浩团队的厨师。

  舆情分析团队告诉罗永浩,他的百度指数现在仍在缓慢上升。但今年更大的计划是要“彻底破圈”。破圈就是粉丝数量五倍、十倍的增长,“如果我一千万粉丝,努力耕耘了一年,变成1500万粉丝,在我看来是自然成长,但不是破圈。”

  真正意义上的破圈是进入大众领域。罗永浩过去的核心粉丝是“文青和愤青”,在不丢失他们的情况下,要圈大众粉丝进来。“最好的破圈方式是娱乐脱口秀,场场都是请娱乐明星”。为此他愿意和中国所有的明星对谈,“包括我讨厌的”。他觉得,年轻的粉丝们愿意看到一个叔叔辈的人表现出对自己爱豆的关爱,这样“(爱豆的)粉丝就会一定的比例很容易就转化成我的粉丝……那么一年录上50期,我觉得我破圈能破五到十倍是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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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永浩如今目的明确:我要做更大的事业,我要做大众消费品,不管它是手机还是空气净化器。而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到二线城市后半段就没人认识我了。

  用半开玩笑的语气,罗永浩曾向好友黄章晋承认过,自己具有某种“邪教领袖”的天赋。教书时,气氛嗨起来,来自学生的掌声频繁又热烈——几年后,锤子发布会的现场,罗永浩的一句话常能引得台下的几万人狂呼。

  一位记者好友曾严肃地问他,“你不会觉得不安吗?”指的是这种来自粉丝的狂热。老罗回答,“有一点。”因此罗永浩总是在演讲中加入自嘲,有意识地化解这种不安。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他倒十分坦然,“人的动物性上是有领导和追随的,这两个本能是很强烈的,你要么成为领导,要么成为追随者,这两个东西都很强烈。”

  今天在抖音上搜索“老罗语录”,仍能找到几千万条上传结果。累计的播放量惊人。头几场直播下来,罗永浩的直播间男性用户占80%,这与绝大多数主播的受众是女性截然相反。其中不乏从2000年初追随而来的“老粉”,年轻时他们渴望他成功逆袭,中年时又对老罗不断跌跟头的经历感同身受。

  锤子0001号员工朱萧木也曾多次在发布会上参与演讲。上台那一刻,台下山呼海啸,成为他记忆深处的悸动。“那种感觉就是天神附体,特别顺,特别嗨,超嗨,然后上瘾。”

  大众并不知道,罗永浩恐惧镜头,恐惧公众演讲。每逢大型演讲之前,他的身上常备着硝酸甘油,高压和劳累总使他的心脏不舒服。可真到台上,面对台下的欢呼与掌声,“不享受是不可能的”。他为数不多的失态都发生在锤子的发布会上。

  在深圳春茧体育馆,他对锤粉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手机真的卖得连傻子都在用,你们要知道这是为你们做的。”哽咽着声调都变了。另一回,在国家会议中心,按照台本,他要用锤子便签随意打一句话在屏幕上进行演示,台下掌声如雷,那一刻他突然泪目,“脑门血都往上涌”,在键盘上敲下了“我爱这个世界”。

  别指责一个瘸子跑不快 

  锤子科技创立六年,在罗永浩感兴趣的产品领域,他有近乎苛求的毅力和兴趣。而在财务、融资和管理等不感兴趣的领域,他则要忍耐着痛苦学习,每次开会,“隔二三十分钟就要站起来走一会儿,否则思绪也飞了”。

  那次去广州出差的飞机上,他读到一本书,书里写道,一名患有ADHD(注意力缺失症)的女律师专程飞到纽约,找到擅长心理辅导的作者,只希望获得一个肯定——普通人不会明白,她带着先天的缺陷达成如今的事业,要付出比常人多少倍的努力——看到这里,老罗情绪失控。借着飞机的噪声,他把毯子埋过头顶,哭出了声。

  坐在新的办公室,罗永浩眼眶湿润。四年前,他在北医三院确诊了ADHD。他曾强烈地希望自己被确诊。1980年代,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州委书记的儿子每年开学前都对母亲赌咒发誓:一定解决偏科问题,他为此发奋苦读,可试卷上的分数还是诉说着徒劳。那个委屈至极的男孩仿佛就在眼前。

  “ADHD的患者成年以后,成为毒瘾者和罪犯的比例特别高,因为他终身都排解不了这个挫败感。”罗永浩说。确诊后,他在内心与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从童年、少年到现在,所有做不好的事情,终于都有解释了。”

  那次被确诊的还有轻度的躁狂症。曾有报道写过一个细节,一次开会时,罗永浩与人起了争执,他起身走进别的房间里砸了垃圾桶,又面无表情地回到会议室——罗永浩承认这“不止一次”。装修办公室时,他要求使用双倍的隔音棉,是为了“歇斯底里的时候能够不被人发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见到一些企图测试甚至激怒他的投资人时,他总能做到全程笑眯眯地回答所有问题。他指出某篇报道曾暗示他是个精神病人,并感到被冒犯——“医生做过诊断我不用吃药。她问我生气的时候,会不分贵贱地摔东西?是专挑贵的摔?还是专挑便宜的摔?我说我专挑便宜的摔,她说那就完全没问题。”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在被问及“老罗发火时的样子”时,露出微妙的微笑。早年罗永浩也曾为此困扰,他刻意模仿一些台湾企业家的行事作风,希望“让人如沐春风”,同事们反而更加惊恐。身为资深经理人的好友冯唐告诉老罗:脾气差未必做不好企业。“实在改不了的话,就道歉吧。”冯唐说。从这以后,老罗释怀许多。他在办公室里装了印有自己照片的飞镖盘,鼓励员工们“尽情发泄”,偶尔经过,上面的孔眼密密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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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他会自己检讨,“不好意思,我又激动了。”从前他总带着善意揣度别人,在成为创业明星的那些日子里,针对他个人的质疑不断,其中也有谣言,他用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划分这些声音:来自好人与坏人。遇见“坏人”的质疑,“当然会生气”,你可以将之理解为某种应激反应,也可能是受伤的后遗症,但他强调自己“从不留疤”——“每次生气过后,我还是相信世界上还有好人。”

  从前他常常嘲笑别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弱,不如自己坚强,但这些年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早在基因深处就注定了,每个人都有擅长与薄弱的部分,“有些缺陷是显性的,比如瘸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有些缺陷是隐性的,别人发现不了,也没有人能理解。你不该去指责一个瘸子跑不快。”

  刘邦和项羽

  好友黄章晋评价罗永浩,“他就是项羽,适合媒体去书写,身上总是充满了戏剧冲突和悲剧色彩。可要说共事,现实中人们还是会选择刘邦。”我把这番评价转述给老罗,他本能似地作答,“我才不想做刘邦。”

  罗永浩既不想要刘邦的骂名,却也渴望项羽未竟的成功。“有的媒体我不点名,过去的六年,粗略统计发过三四百篇黑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媒体)是如此成王败寇的心理而不自知。”

  “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版的项羽,但一定不想做刘邦。”他说。但项羽比自己牛,“我们要是打天下,我早死了一百多回了。我幸亏是在和平年代做商业,最坏结果是倒闭,你还可以再卷土重来,打天下是没有二次机会的,输了直接就人头落地。”

  后来的采访中,他又补充道,“我绝不会坐视自己的命运走向悲壮。”

  陌陌CEO唐岩提醒我不要把罗永浩写成一个道德卫士,当我提及,按照罗永浩自己的说法,拒绝破产重组是为了对得起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用自己的努力“将欠的钱一分分地还上”,唐岩深陷在沙发的身子突然坐直起来,“你不要去强化这个东西,不要再给他施加这种压力。”

  作为锤子的天使投资人,多年以来,唐岩对锤子内部的管理和商业决策几乎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9年前的一个夜晚,罗永浩原本找他来商量要做一个网站。彼时牛博网刚被关停,“老罗英语”也逐渐放下,老罗试图寻找新的事业。交谈过程中,唐岩发现老罗对网站实则兴趣索然,便问他,“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做手机。”罗永浩小心翼翼地说。随即展开了一系列想法的阐释,讲得两眼放光。那种状态打动了唐岩,当天晚上,唐岩决定帮老罗窜钱,“帮朋友一个忙。”不久后,第一笔资金三百万就到了老罗的账户,电话里,唐岩对他说,“先搞起来,拖着拖着就没有行动力了。”于是才有了锤子科技。

  对于老罗创业的结果,唐岩并不后悔帮助了他,如果再回到那个夜晚,唐岩相信自己依然会选择支持他。可比起成功与否,唐岩更在意的是朋友的健康,他更担心这位向来“过于乐观”的朋友会无法承受风险,比如当下坚持个人负债并偿还,“他可能做到,也可能做不到。”

  位于北京新中街40号的陌陌影业拥有一栋极具设计感的白色大楼,坐在几何形的办公室里,唐岩抽着烟,眯着眼,告诉我他评判成功的标准很简单:要么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要么收获发自内心的快乐。前者老罗目前还没做到,后者么,只有他本人有资格回答。可无论如何,他希望老罗能够不被舆论的声音左右,放下“某种较劲的过程”,他说,“我怀念我们以前那些简单的快乐。”

  罗永浩坦诚地承认,那么多年身处舆论场的焦点甚至风暴中心,自己已经无法完全忽视他人的目光。“就像我要去扶一个老太,以前我也绝对会去扶,但扶就完了。现在我还是会扶,可心里会想,有人在看着我。”

  “批评从来不能让我进步,人家只有夸我,我才觉得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可以更好。”

  有关罗永浩的故事总让我想起毛姆的短篇《狮皮》,主人公从小渴望成为一名绅士,用各类绅士的行为举止包装自己,直到最后为救一条狗而冲进火场,像绅士一样地死去——“你觉得你和他像吗?”我问。

  “挺像的。”他想了一会儿,托着下巴,“在人格力量上,我是后天习得性牛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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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时候,罗永浩就渴望成为老大,不是江湖地位的大,而是人格的高大。上学时,和浑小子们踢球,把学校的玻璃砸碎了,老师逼问他主犯是谁,他总经不住吓唬,一股脑地都说了。“就有那种孩子,他要么就不招,要么就说自己是主犯。那就是我心目中那种天生老大的。”因为出卖大家,小伙伴们埋怨着骂他,他总深感羞愧。

  唐拉拉回忆,T1发布时,她在网上常看到锤友的留言:你负责认真,我们帮你赢——“其实很多人是渴望他成功的。”“大家为什么喜欢罗永浩,因为他真实,接近普通人,他的所有小缺点、小脾气、小无奈,都是我们普通人的缩影。我们期待有一个人替自己实现梦想。”

  退场的滋味并不好受。被字节跳动收购后,锤子团队仍在打造新机坚果,一次回公司看望团队时,老罗表示,愿意作为外援继续参与产品的设计。老同事们高兴地点头,可后来没人找他。老罗在心里悄悄地难过。坚果的新机图片泄露,老罗忍不住转发,并在评论中批评了新机的系统与设计问题——这引得前同事在微博上痛批老罗:“厚颜无耻”。

  深圳飞北京的航班,登机后,罗永浩看见了前同事的评论,“非常生气”——立刻发布微博,相约明天“开战”。起飞后,老罗拿着手机“突突突”写了一千多字,可落地前,火消了。“我一想其实他说得对嘛,最核心的是我不该转发,我作为曾经团队的一分子,一转发,就相当于证实了。我做的是不对。”第二天,罗永浩发布微博道歉。

  曾经的合伙人苗颖骂他,“像个当老大的样子吧!”罗永浩想了想,“她骂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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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这些的日子,我翻开他那本充满自嘲但极其幽默的自传,扉页上写着: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为了躲枪子儿的。

  这些年,老罗一直喊着理想主义,直到现在也是。我问他理想主义是什么。他说,“让世界少一些本无必要的残酷。”

  他也正在学着更温柔一些。微博上,你能够发现他越来越多地使用“爱心”这个表情,这是做锤子时养成的习惯,遇到暖心的人和言论,他发一个。遇到恶意攻击的,他也发一个。“你看过那些僵尸片吗?”老罗问我。虔诚的传教士遇到魔鬼的时候,总会举起十字架。“并不总是有用。有的时候魔鬼退缩了,有的时候魔鬼一把就把你的十字架给砸烂了,然后继续把神父给弄死了。但这就是信仰。”爱心的表情就像那十字架。

  最后一次采访进行到凌晨两点——“如果有一天,最后一个粉丝离你而去呢?”

  “不可能。”他笑了。“保持自我的同时,也会使用一些策略。”说这话时,他眉毛上挑,像个吉祥物。“不会的,”他摇摇头,“绝不至于。”     

  (应采访对象要求,莫达为化名)

罗永浩:薛定谔的理想主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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