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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潮水里的矽谷年輕人:有的一夜暴 有的失落離場


上市潮水里的矽谷年輕人:有的一夜暴 有的失落離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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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Lianzi    編輯/VickyXiao

  來源:矽星人(ID:guixingren123)

  2019年,對於矽谷科技圈的人來說,是轉折的一年。

  那些在過去五六年加入獨角獸創業公司的年輕人終於塵埃落定,等到了公司上市,得到了一個結局。

  而他們的“夢想”始於2012年。那一年2月,8歲的Facebook上市了。

  隨著上市鐘聲敲響,過千Facebook早期員工瞬間成為了擁有百萬甚至千萬美金的富翁。儘管財務自由的只有那數千人,但他們一夜暴富的神話故事卻讓整個矽谷的下一代工程師都醍醐灌頂,看到了希望。

  “拼個幾年,實現財務自由,35歲提早退休。”成了矽谷年輕人的財務自由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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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在過去幾年,不少人決定效仿Facebook的前輩們,把青春傾注在明晃晃的“IPO夢”上,爭相加入了“未來可期”的獨角獸。

  幾年過去了,年輕人們在獨角獸中奮鬥著、熬著、加班著。終於2019年,已經多年沒有好消息的矽谷,迎來了Facebook後一大波上市熱潮——包括Uber、Lyft、Slack 等在內的近10家明星獨角獸集體上市。

  當這幾年的經歷塵埃落定,這群年輕人的結局卻大相徑庭:

  有的人一夜暴富2000多萬美金,獲得財務自由,開始了一輩子環遊世界的旅程;

  有些人小富一筆,獲得職場自由,從此工作等於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完成了自己的職場跨越,成為了別人眼中的科技圈“大佬”。

  但除了這1%的“人生巔峰”,大多數人的境遇都走到了完全相反的結局——拼盡全力,不但沒有實現財務自由,反而只剩下“一把青春餵了狗”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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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意者”:一夜暴富、各種自由

  “加入創業公司吧,保你財務自由的那種。 ”這是大多數2015年前加入Uber的早期員工所經歷的一段過往。

  其中一個有眼光的人,就是在年僅21歲時選擇提前畢業加入Uber的翟葆光。等到Uber上市,才27歲的他,就獲得一筆很可觀的收益。

  和那些運籌帷幄加入獨角獸的年輕人不同,翟葆光選擇Uber完全是個意外。

  翟葆光用“還是個孩子”來形容2013年加入Uber的自己。讀到大四的時候,因為曾經兼職過的科技媒體和Uber有交集,翟葆光比其他人更早知道了Uber要進中國的消息,決心加入這家幼年的公司。

  拿著Uber給的一紙期權,他咬牙放棄了留學畢業後的OPT簽證,從舊金山打包行李回到了從小成長的北京,成為了Uber在中國的第二名本土員工。而這時的Uber中國本土團隊甚至還沒有建立。

  “我加入Uber的時候,絲毫沒想過財務自由,甚至連期權是什麼都弄不清楚。”翟葆光說。那個時候的他,敏銳地看到了Uber的潛力,但是並不理解它代表的個人財富上的含義。

  前輩們有天很高興地聊到Uber股票一拆十的消息,他還一頭霧水問別人這是什麼意思。後來才明白,是華爾街對Uber充滿信心,擔心一股價格過高,所以將一股拆做十股。

  那時,Uber完成3.5億美金C輪融資不久,估值僅30億美金。全球範圍內也只有300名員工。回看現在,Uber市值接近500億,翟葆光手中的期權已經翻了接近17倍。

  在Uber工作了五年後,去年翟葆光選擇了離職。這五年為翟葆光積累下來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儘管他不願意向矽星人透露自己實際獲得的期權數量,但27歲還遠遠沒到30而立的他,已經獲得了職場自由,不用再為了生活壓力去“打工”,而是可以真正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去年,他開始獨立創業,主攻拉丁美洲手游和支付平台。

  “Uber上市後大概有100-200個人財務自由。”翟葆光說。他認為他自己相對於那些真正財務自由的人來說只是小巫見大巫。在翟葆光眼裡,他2010年就加入Uber的上司就屬於極其幸運的那一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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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遊世界成為了他 LinkedIn頁面的新狀態。” 翟葆光告訴矽星人。他的這位上司作為Uber的前20號員工,在Uber上市後選擇了離職。你可以看到他的Instagram——上兩個月在南美,這兩個月在非洲,暫時沒有要回歸職場的跡象 。

  據翟葆光粗略估計,這位上司的股票收益有大約2000萬美金(約合1億4000萬人民幣)。

  “想靠Uber上市賺到足夠多的錢,必須是2015年上半年之前加入Uber的。” 同樣在2013年加入Uber的高級工程師張進(化名)也說。 2015年,是Uber最後一段時間向員工發放期權,之後便只有受限股票(RSU)。

  根據Uber內部其他員工估計,2013年入職的張進大約得到當時價值50-100萬美金的期權。按照現在Uber的公開交易股價,過去五年的奮鬥,張進已經獲得含稅超過800萬美金的收入。

  “他上週買了兩輛保時捷。”他的一位同事透露,而且張進最近還常常和他們聊起房產信息。

  位於舊金山的獨角獸接連上市後,年輕的富翁們甚至把已經冷靜了一年多的房市都攪起了水花。 “舊金山的房地產市場從之前的轉冷,到最近甚至開始有多個bid出價了。不過這種現象僅限於獨角獸扎堆的舊金山市中心。”一位房屋中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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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在Uber上市後“大賺一筆”的還有比翟葆光加入晚不到一年的“人生贏家”鄒嘉。相對於翟葆光加入Uber的“意外”,當時已經是Google高級工程師(SeniorEngineer)的鄒嘉的選擇則成熟的多。

  2014年底,鄒嘉加入Uber美國,成為了Uber總部最早的一批中國工程師。

  “我加入的時候,Uber裡的中國工程師也就不到10個。”鄒嘉說。華人相對比較喜歡穩定和保守,在Uber早期已經300個工程師的時候,僅有1/30來自中國 。

  鄒嘉加入Uber後,和其他三個中國工程師一起組成了Uber最早期的中國增長技術團隊,和翟葆光所在的遠在中國本土的運營團隊隔著一個太平洋遙相呼應。

  加入Uber很早的鄒嘉也積累了不少財富。鄒嘉加入時,Uber估值僅170億美金。而現在,Uber的市值約500億美金。

  “如果我再早兩個月,趕上30億估值那一輪,就真徹底財務自由了。”鄒嘉說。在他看來,加入創業公司後能否獲得足夠的財富回報,更多看的是所處的時間點和時代背景。

  實際上,鄒嘉差點就要成為和財務自由擦身而過的倒霉蛋。

  摩拜單車來高價挖鄒嘉走時,Uber還沒有改變政策,要求員工必須在離職3個月內行權,否則期權作廢。一時間,鄒嘉很難籌措到如此大額的現金。但是當時求賢若渴的摩拜,對於願意放棄Uber選擇自己的人,還是頗為慷慨:據鄒嘉透露,摩拜給自己借了不到100萬美金來行權。

  按照Uber每年拿到25%的股票來計算,鄒嘉拿到了一半股票。和翟葆光一樣,鄒嘉同樣拒絕透露自己獲得的收益。但明眼人都知道,如果光行權金就接近100萬美金,那代表背後的收益會是一筆讓普通矽谷人艷羨到不行的“巨款”。

  除了現金收益外,Uber還給了鄒嘉一個完美的薪水跳板。因為Uber估值的上升,鄒嘉作為僱員的收入也隨之暴漲。當新雇主想要挖角的時候, 鄒嘉有了足夠的底氣去和接下來的雇主——摩拜單車和OYO在薪水上“討價還價”。

  鄒嘉的“幸運”還不止於此。

  據一位知情人介紹,當年摩拜單車早期員工的期權待遇大多很好。後來摩拜被美團收購,又趕上美團上市,這批從Uber跳槽摩拜單車的工程師們可以說實現了兩次火箭式的財富積累。

  翟葆光和鄒嘉不是個例。在矽谷,伴隨著這一波上市潮,矽谷誕生了近千名這樣的“富翁”。

  可以說,2015年底前加入獨角獸並堅持至今的年輕人都或多或少完成了一次外人難以想像的財富積累。在矽谷這樣房價、物價都居美國乃至世界前列的地方,這群年輕人的幾年獨角獸奮鬥史,至少為他們帶來了再也不用為錢操心的奮鬥底氣和舒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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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者: 上錯車,青春餵了“狗”

  可惜的是,並不是每一個加入獨角獸的員工都有這種運氣。事實上,大多數放棄大公司相對安逸穩定工作、加入獨角獸的工程師們,並沒有實現一夜轉富的美夢,反而像是經歷了一部情節跌宕的青春狗血劇。

“全公司2000名員工,得到足夠財富回報,或者說有財務自由希望的也就幾十個人。”Pinterest上市前半年才加入的王子餘(化名)告訴矽星人,“公司整體都稍微有點'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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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創立的Pinterest從2011年到2015年,共經歷了7次融資,平均不到一年一次。伴隨著每一次融資,Pinterest的估值不斷滾雪球式的翻倍,而員工手裡的干股和期權價值也隨之瘋狂增長。

  在2015年,Pinterest完成了最後一輪融資,估值111億美金。而後四年過去了,Pinterest並沒有迎來新的一輪融資,也仍然沒有給出合理的盈利模式,勉強上市的它,股價也表現低迷。

  目前留在公司的90%的員工都是在最後一輪融資之後抱著上市夢加入的。而這些“發財夢”現如今都打了水漂。

  “我入職時,股價21美金一股,而現在僅剩18美金一股。”王子餘說。和入職時候相比,2015年後入職的員工,手中的干股不但沒有升值翻倍,都反而縮水了。

  看著Pinterest的股價下跌,他卻一分錢也不能兌現。按Pinterest和王子餘的合同看,他每年拿25%股票。所以半年後他才能解鎖第一筆股票收入。

  “如果股票繼續下跌,我當初還不如選另一個Offer去大公司靠譜了。”王子餘說。

  不僅僅是Pinterest,財務自由的比例在規模更大的Uber反而更小。

  Uber現在有兩萬名員工,財務自由或者說獲得足夠財富積累的人不足1%。翟葆光錶示,大多數人都是晚於2015年加入Uber的,並沒有趕上“能夠財務自由”的末班車。

  根據多條信源提供的信息來看,Uber在2015年初就停止向員工發放期權,而僅剩下受限股票(RSU)了。

  事實上,大部分華人工程師選擇加入的時候,Uber已經有了規模,不再發放期權,所以大多數華人工程師都完美錯過了可以財務自由的機會。

2016年加入Uber的李來表示在他加入的時候,HR表示底薪比例會比Google這樣的大公司低一點,但給他描繪了美好的圖畫——如果後面還會有很多次融資,他手上股票價值會不斷翻倍。

  那時Uber估值大約660億美金,而後在2018年矽谷科技圈泡沫最盛的時期估值達到760億美金,在籌劃上市初期,甚至被華爾街的投行們給出了1200億美金的估值。

  可惜的是,一切美好的夢都停留在了上市前的虛假狂歡裡。

  2019年,Uber上市後股價一路下跌,從上市價格45美金已經跌落到29美金。公司的價值也應聲跌落到480億美金, 比2015年還要低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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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經過漫長的180天解禁期,一開市,Uber員工就如同丟掉燙手山芋一樣拋售了手裡的股票,導致自家公司股價暴跌至25美金。

  “熬了很多年,卻有種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覺。”李來洩氣​​地說。

  雪上加霜的,是高額的稅負。

  股票下跌了,但是員工的稅卻是按照上市價格繳納的。李來表示上市後股票都算做是今年的收入,大多數人需要繳納37%的聯邦稅和12.3%的州稅。光繳稅,他就被扣除了好幾十萬。

  而公司為了幫助員工對沖上市後的股價風險,往往會在上市時強制扣除(Withhold)員工一部分股票。根據福布斯的報導,Lyft強制扣除42%,Pinterest則強制扣除48%(也有員工表示是25%-37%,員工可以自主選擇扣除比例)。

  除了繳納稅費,一些早期員工還要自掏腰包行權。

  “公司內部很多人都是藉錢行權。”李來說手持期權的員工需要在上市後先用現金購買下來期權,也就是行權,然後才能選擇持有或者拋售股票。

  按照Uber早期的政策,員工需要在離職三個月內按照期權價格購買下來手上的期權,否則離職後全部作廢。

  “很多年輕人一時拿不出那麼多現金來行權。離職時,有些人放棄了非常大一部分期權。另外一些人,因為這個政策被迫長久呆在Uber。”李來表示。

  後來因為Uber內部修改了這個政策,改成離職後7年都可以完成行權。修改完雖然對後來人更友好,卻讓那些政策修改前離職的早期員工和成為千萬富翁擦肩而過。不過,就算成功行權, 矽谷也出現過因為股票一路下跌,員工行權後破產的案例。

  “上市之前,每次All-hands員工大會都會有早期員工催促CEO詢問公司的上市計劃和時間。”李來對公司起大早趕晚集,導致遭遇寒冬股價暴跌頗有不滿。

  可以說,無論是2015年夏天過後加入Pinterest還是加入Uber,如果單純只追求財務自由,實際上可能“走錯了路”。

  然而,股價再差,

  能上市總歸算是一個光明的結局。

  那些

  沒有上市反而醜聞纏身的公司,

  顯然更糟糕。

  比如Magic Leap。 “家裡Magic Leap的干股還以為今年能隨著這波獨角獸上市兌現,現在看來幾乎就是徹底成了廢紙。”一位曾經在Magic Leap工作三年的華人工程師表示。

  他們現在只能靠著 “還好當初沒選WeWork”來自我安慰了。

  2010年成立,擁有15000名員工的WeWork在今年年初遞交了招股書,當時有望通過IPO打破600億美金大關。在內部員工紛紛準備好“一夜暴富”慶祝一下的時候,CEO的醜聞被公佈於眾,上市夢碎,招股書撤回。公司估值一夜跌剩12%,回到75億美元估值。

  而後,這些富翁夢還沒來得及醒的工程師還要面臨大裁員。這樣跌宕起伏的情節,好萊塢編劇都不敢這麼寫。

  “那些加入WeWork可以說真的是青春餵了狗。”王子餘開玩笑說。

  經歷了這次上市,他總結出一條規律——上市並不能為工程師帶來財務自由,而能帶來財務自由的其實是公司潛力本身帶來的股價上漲。而讓他幡然醒悟的是和他所在的團隊經常打交道的Shopify。

  “跨公司開會的時候,你能感受到Shopify員工臉上那種得意和快樂。”他說。 Shopify的股價在過去兩年中翻了近8.5倍。這樣的運氣根本不需要經歷一次驚心動魄的上市。

  “還不如去已經上市的大公司”這樣的論調也得到了“加入Uber晚了”的李來的認可。

“在創業公司工作,你要承擔也許這家公司拖著很多年不上市、上不了市、上市後表現不好,甚至是關門大吉的風險。對於這些風險,加入創業公司的人圖的明顯不是薪水,而是更高的回報。”李來說。

  另一個比較大的壓力在於,創業公司員工的收入大部分等於底薪。在矽谷目前這種股票占收入一半的情況下,乾著比別人多的活兒,拿著別人一半收入的狀況多少會影響生活質量。

  “尤其有些工程師需要一個人承擔全家三四口開銷的情況下,去創業公司看起來像是一場豪賭。”他說。

  在2015年前的科技創業浪潮下,小公司增長很快,一年估值翻三倍也不算難事。而2016年後,美國進入超級牛市,尤其是科技股受到青睞,科技巨頭們乘上這輛車,迎來了上一輪危機後的最大漲幅。

  如果回看過去三年,Google、亞馬遜、微軟這樣的科技巨頭股價都至少翻了個倍。

  而同時,還未上市的獨角獸們卻完美錯過了這波股市暴漲。而等到矽谷2018年後出現的“寒冬”,創業公司紛紛出現了融資和估值都處於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狀態。

  折騰幾年下來,選擇大廠和創業公司的收益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2015年底為界,後期加入獨角獸的員工收益大多反而不如大廠。用青春滴灌獨角獸夢想的年輕人回頭看,才發現那條相對平坦的道路更容易實現財富增長。

  “當初我選擇放棄Lyft的Offer選擇加入更加平穩的微軟,單是當年每年十萬股票,現在就已經翻了3倍了。”一位微軟高級工程師透露。在矽谷,包裹是否夠大在過去幾年很大程度上是在比較股票收益。

  反觀當時Lyft的Offer,在他看來,就有點“慘不忍睹”了。

這位工程師回憶當時四年價值80萬美金的股票Offer,減去公司抵抗風險扣除的42%以及按照聯邦和加州州稅共繳納49.3%等等條件,最終按解禁當日約合40美金一股來計算,每年僅到手8萬多美金,遠不如背靠微軟這棵大樹來得穩妥和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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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好比上錯了車。意識到也晚了。”李來說在創業公司拼命幾年,回頭看竟然不如大公司裡踏踏實實地坐等股票上漲收益更高。

“當年Facebook為矽谷帶來了很多年輕暴富的案例。這讓很多人都看到希望,認為這班車錯過了還有下一班車可以趕。人們覺得在矽谷,火箭式財務自由能夠一直發生。 ”翟葆光說。

  但很可能,漫漫長河中只有一個Facebook。

  儘管人們早期認為Uber、Airbnb都會成為下一個Facebook,但事實上截止目前,這些預想都成了年輕人的空想。不少人手中的紙面財富可能永遠停留在紙面財富了。

  Uber無法複製Facebook當年的勝景。鄒嘉斷言。

  “時代不一樣,兩者的商業模式更是天差地別。”鄒嘉表示Uber這一輪公司大多商業模式上就無法和Facebook相比,模式比較窄,潛力自然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和Facebook年代人人都可以財務自由相比,這一輪獨角獸上市後能財務自由的人明顯更依靠去得早帶來的時間紅利,數量上也少了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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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獨角獸,看到世界之巔

  話說回來,如果單純拿金錢收益去衡量加入獨角獸帶來的影響,對很多年輕人的真實經歷來說,就過於淺薄了。

  實際上,早期加入獨角獸,和獨角獸一起成長的年輕人獲得的更多的是職場機會和閱歷。對於他們來說,那幾年工作經歷,大多都是一場青春奮鬥勵志劇。

當很多21歲的大四學生還在四處找一個能夠端茶倒水、給團隊做些邊角料支持的實習工作時,翟葆光已經開始負責Uber在中國多個城市的落地,經歷了整個團隊從零到一的創建。甚至可以說,他用兩年的時間走完了別人20年才能走完的職場歷程和成長。

  而現在,28歲的翟葆光甚至已經開始後顧無憂的創業,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哪怕在他看來,離財務自由還有一段路要走,但至少,相對比大多數20多歲的年輕人,他獲得了人人所羨慕的職場選擇自由。

而放手經歷了三個獨角獸的鄒嘉更是在短短五年間不斷獲得和Uber創始人Travis Kalanick、美團創始人王興等人交流的成長機會,完成了從一個普通工程師到帶領700人團隊的CTO的職場跨越。這些經歷,是在Google 、微軟和Facebook這樣的矽谷大廠裡做了五年“螺絲釘”的工程師們所無法企及的。

  而這樣的職場選擇自由和打破天花板的機會,是這些年輕人“生拼”出來的。

  “在獨角獸的每一天,都覺得自己在激情創業。”翟葆光錶示。他剛入職Uber的2013年底,Uber的中國團隊還沒有成型,自己連續兩個月每天都去公司一直工作。 “生活和工作絲毫沒有界限。”他說。那個時候運營團隊是要求隨時在線維持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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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葆光還是Uber位於北京的社群經理,後來一路摸索為Uber一口氣開創北京、深圳等四個城市的市場。而最早,在Uber還沒有真正的中國公關經理的時候,他還暫時擔當過一段時間中國早期公關的角色。很多發在媒體上的稿件都是他寫完然後找媒體發布的。

  “每開拓一個新的城市我就自己一個人要隨時on call。基於這種工作強度,早期只有25-30歲能拼的年輕人做Uber運營。”他說。在他加入一年後,2014年底,Uber在中國才有了前50名員工。

  而此時,Uber才有了鄒嘉所在的位於矽谷總部的China Growth(中國增長)團隊,在美國支持中國團隊的技術需求。

“因為和中國團隊跨國溝通有時差,經常是白天在公司上班,夜里遠程開會。每週最少工作100個小時。加入前一年半的時間每天都在工作,包括週末。”作為中國增長團隊前四名員工的鄒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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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嘉回憶在Uber和滴滴合併並撤出中國市場前,這個團隊達到了最大規模,有大約100個中國工程師、設計師和產品經理,翟葆光所在的Uber中國本土團隊則增長到600人。

  而後,合併發生,翟葆光回到了Uber美國總部,寫了一本名為《Uber中國1000天》的書,和鄒嘉一起轉去支援Uber東南亞市場了。

  對於翟葆光和鄒嘉等華人早期員工來說,這1000天從無到有創造一個新“王國”的經歷,是Uber留給他們最寶貴的記憶和經驗。

  “這是在大公司工作不可能擁有的經歷。”翟葆光說。早期加入這個大家庭的人都有著“老革命”一般的自豪感。

  鄒嘉也表示贊同,“加入Uber的每一天,都非常熱血。” 他從Google擔任三年資深工程師離職後,到Uber不久,就成了經理,帶上了一個20個人的技術團隊。

  這種生活留給鄒嘉的印象並不是累和崩潰,而是雞血和激情。在他看來,如果不能享受這種熱血,單純為了錢而加入獨角獸,是很難堅持的。

  “到了Uber,我才知道世界的頂峰在哪裡,以及人可以有多牛。”鄒嘉說。如果沒有早期加入Uber,他不可能想像他和Travis這樣的人會有交集。鄒嘉把Travis這種極為成功的創業者比做哲學家——他們思維深度比平常人高很多,能讓周圍的人學到非常多東西。

  在Uber的兩年半里,鄒嘉和Travis 有過十幾次“一對一”的談話機會。而Travis也在小範圍和包括鄒嘉在內幾個成員一起開過十幾次小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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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聊過商業層面的分解,以及交換過對中國市場的看法。”鄒嘉說。潛移默化地,他開始和世界上最牛的人靴子怎樣思考和分解問題。

  這給了他巨大的啟發。鄒嘉說,誇張一點說,Travis在Uber甚至成為了他職場的Mentor(導師)。這種機會,很多人在大公司工作一輩子也不會遇到。

  “有些東西的確可以自己去摸索,但如果有一個比你強很多的人給你展示出來,那就可以少走很多彎路。”鄒嘉說。並不是每個Uber員工都有這樣的機會。在他看來,他享受了早期加入的時間紅利,也佔上了Uber看中中國市場的機遇。

  鄒嘉說在自己和Travis還挺熟的,就算是現在見面,Travis應該也能認出他。 “他會在Facebook頁面留言祝我生日快樂。在辭職前,我們就One-on-One過三次。”

  和Travis的接觸,中國本土團隊也有著自己的記憶。看重中國市場的Travis常常來中國出差,而翟葆光就不止一次擔任過他的“跟班”——一起打車去酒店,一起吃飯。在二十出頭的翟葆光眼裡,Travis像是個創業大神。

  這樣熱血、激情的工作經歷不但讓Uber中國成為了中國科技圈一段重要的歷史,也徹底改變了很多參與其中的工程師的人生軌跡。

  “知道世界有多大,你就很難回去了。”鄒嘉說。 2017年,入職兩年半的鄒嘉決定離開Uber,加入更早期、規模更小的摩拜單車。

  “我能加入摩拜也是Uber工作帶來的機會。”鄒嘉表示摩拜的CEO王曉峰之前也在Uber工作,負責整個上海市場。因為兩個人之前工作上有過交集,而鄒嘉的名聲不錯,所以讓他得到王曉峰的垂青,被邀請加入摩拜單車來帶技術團隊。

  實際上,鄒嘉加入時,摩拜還非常小,機制還沒健全,甚至沒來得及給一個明確的職位。剛加入摩拜的時候,鄒嘉帶領的團隊僅僅10個人,整個摩拜也只有35個工程師。而離開時,鄒嘉已經成為手下有400名工程師的副總裁。可以說,鄒嘉在摩拜組建工程師團隊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摩拜,也成了鄒嘉打破職場天花板的重要一戰。

  “我的個性就很雞血,在Google那麼一個沒什麼人加班的地方我也每天加班。我願意幫所有人解決問題。”鄒嘉說。他喜歡冒險,喜歡熱血的狀態,非常適合創業公司。

一位同事也在採訪時表示,鄒嘉就有這樣的“個人魅力”,“他非常愛幫助周圍同事,也愛思考商業模式,不是那種一味單打獨鬥埋頭苦幹的人。個性很適合創業公司,是個很難被忽視的人。”

  雖然後期摩拜單車被出售給美團,但仍然是一個相對來說成功的創業案例。在摩拜被收購的時候,鄒嘉也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第二個“巨人”——王興。

  在美團、摩拜收購案公佈後,王興和帶領技術團隊的鄒嘉有過5、6次深入的私人對話。每次對話都大約1、2個小時。

  通過這個對話,王興希望鄒嘉額外多留下幾個月,來幫助摩拜完成收購過渡。對鄒嘉來說,能夠再次和“巨人”對話學習的機會,是他思維模型的第二次升級。

  “如果不加入創業公司,就沒有這種機會。”鄒嘉說。

  告別摩拜後,鄒嘉仍然沒有回到大公司,而是加入了另外一家新崛起的共享經濟創業公司OYO,擔任OYO中國的CTO。

  鄒嘉坦言雖然現在不需要每週工作一百多個小時,但需要解決業務和商業模式問題,扛起商業業績,所以壓力大得多。目前,鄒嘉在OYO帶的團隊已經超過700個人。

  在採訪的最後,矽星人問鄒嘉:“當初在Google擔任普通工程師的時候,會想到你有今天的高度嗎?”

  “我想過,但回頭看當時真的就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種期待實際上是錯誤的。回頭看起來,我的‘狗屎運’走的太好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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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運氣,還是勇氣?

  走了“狗屎運”的Uber早期華人員工並不只鄒嘉和翟葆光。

  加入了快手“三人指揮部”負責技術的連喬、滴滴負責網約車戰略的總監郭飛、趣頭條內部孵化項目米讀CEO楊冀等,都是這樣的“幸運兒”。

  這些人,不但抓住了Uber這一捷徑,還在後期抓住了矽谷精英回國加入中國獨角獸的最好時機。

  在矽谷的華人技術精英中,加入獨角獸的人很多,但回頭看大多都加入晚了,無法完成財務自由。在這群人裡,回國的也很多,但大多也遲了一步,沒有辦法得到職場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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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偏偏有那麼一小撮人,無論是鄒嘉還是翟葆光,加入獨角獸時間和回國時間都恰恰好。

與其說是“運氣好”和“赶巧了”,不如說是他們樂於承擔風險和挑戰,享受激情和熱血,以及看得準機會和潛力——哪怕是同樣的機會,也並不是每個矽谷華人工程師都願意和那麼果斷地能去抓住,所以大多數惦記發財的人錯過了財務自由的機會,想要打破天花板的人錯過了歸國的大好時機。

  而且,大多早期加入Uber、Pinterest、Lyft的年輕工程師們並不是奔著錢去的。如果過去幾年想要實現財富積累,大公司的工作不但安穩,也能帶來成倍的股票收益增長。如果再合理利用這些收益,做一些理財投資,同樣可以獲得不錯的金錢回報。

  但是翟葆光和鄒嘉們,卻仍然選擇了艱難、充滿未知,但也同時充斥著機會和樂趣的另外一條路。

  實際上,翟葆光加入Uber時,Uber中國甚至還不存在,還要他放棄在很多人看來非常寶貴的美國工作機會作為代價。 ;鄒嘉加入摩拜時,摩拜還非常小,機制還沒健全,甚至沒來得及給他一個明確的職位。

  只是,這些不確定因素和未知的風險,最終沒有阻止他們前進,並最終,把他們帶到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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