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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職場大變局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億歐網(ID:i-yiou);作者:楊珊珊;編輯:楊旭然 梁傑民

深圳大學應屆本科生陳安然從2月至今投出了30多份簡歷,回應寥寥。

企業回复熱情明顯不高,週期變長, 她感受到一種無形的阻力。 “招聘APP顯示我的很多簡歷甚至沒有被打開。”

她收到了兩個面試邀請,都是線上面試。讓她記憶猶新的是,在一場“雲面試”中,她全程盯著兩個面試官中間的一面白牆,沒有眼神、沒有手勢,只有白牆和聲音。她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那個畫面多少有點詭異。

“都說我們是‘史上最慘應屆畢業生’,的確沒錯。” 陳安然說。

社招市場仍活躍

二月以來,國際失業率不斷攀升。據美國勞工部門最新數據,在過去五週,美國失業人口總數共計2600萬,相當於平均每6個人中就有一個失業,社會失業率高達17%。

許多專家預測,隨著時間推移,這個數字可能極有可能超過20%,成為美國大蕭條時期以來的最高水平。

許多國家紛紛出台對應政策。德國擴大了“短工津貼計劃”,日本啟動就業援助基金和下發財政撥款。中國也千方百計穩外貿、穩產業鏈、穩就業,大力推動“遠程辦公”、“共享員工”等新舉措以盡快復工復產。

四月,國際勞工組織給出警告,認為新冠疫情對就業的影響極大,且無與倫比。

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長周丹表示,我們預估疫情對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服務業的影響週期可能不會那麼短。至少現很多人依然悲觀,認為這是全球經濟低迷或者是衰退的一個前兆。 ”

她判斷,受衝擊最嚴重的就業群體是應屆畢業生。我國每年高校應屆生數量都有800萬的供應,還有500萬左右的中職生。

北森大數據顯示,2019年校園招聘投遞量與申請人數分別較去年上升12%和16%,與此同時,2019年的校園招聘職位供給較去年減少了7%左右,“零經驗”的應屆生受到了最直接的衝擊。

但是在周丹看來,25-35歲的社招市場依然表現活躍。 “因為這個群體正處於職業生涯上升期,是公司的重要角色和主力,仍然是很多企業最看重的人才。數據顯示,他們的跳槽意願仍然較高,通過跳槽去獲得收入上的快速增長、職業的發展等訴求也還是非常活躍的。”

再往上走,以企業高管為代表的高端人才,遷移活躍度有所下降。 “不論是高管層新職位的供應、還是從高管自身的職業安全感出發,我認為都是走向保守的。”

大企業趁機攬人才

25歲的何壹剛剛入職新公司一個半月,就收到裁員通知。人事告訴他,外界形式變化太快,公司啟動了內部戰略調整,他所在的業務線決定不再在深圳設崗,深圳項目組所有人解散。

公司給了兩個選擇:要么4月底忙完手上的項目,放一個月帶薪假,六月正式離職拿補償走人;要么跟著項目換城市,去北京、西安等地工作。

壞消息彷彿一盆涼水澆在何壹頭上。一個月前他還滿心歡喜拿到入職Offer,做的是喜歡的運營工作,公司又是大廠,他正期躊躇滿志,打算在平台上沉澱幾年。就是上週,他剛敲定了租房事宜——公司附近的一個小單間,房租每月2300元,約是他工資的四分之一。

可令他沒想到的是,“上週五剛簽了租房合同,週一走進辦公室就被告知項目組解散。”

他的同事們都選擇了第一條路。何壹經過兩天的考慮也做出了選擇:拿補償走人。當然他不得不重新踏上新一輪求職之路,他還決定去找一份短期兼職,補貼這個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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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發生以來,裁員風波頻現。從行業上看,最具風險的行業包括運輸、酒店餐飲服務業、手工製造業和零售業。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這涉及到全球12.5億面臨解僱風險的勞動者。

從體量上看,裁員優先集中在中小企業。 “美國中國的裁員趨勢很像,首先還是集中在規模體量較小的企業,並且是私營的企業。本質上是因為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現金流、組織能力都相對脆弱。”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長周丹解釋。

近日,在高瓴資本創始人兼CEO張磊和黑石集團董事長兼CEO蘇世民的一場對話中,張磊給企業提出兩點建議:“(第一)保證留在遊戲中不出局,第二點是記住第一點。”為了不下牌桌,忍痛裁員就成為企業“保命”手段。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企業在疫情期間的裁員、降薪和延薪等優化舉措?

蓋雅工場聯合創始人兼蓋雅利事總經理魏玉剛認為,企業的第一使命就是首先需要活下去。企業它如果不倒閉,未來就有機會東山再起,甚至還可以有重新釋放需求的能力。

但他不推崇當前一些企業全員降薪的做法。他認為,企業可以優化一部分績效相對偏低的員工。確實出現了短暫性經營困難的,企業還可以與員工協商延薪,在雙方理解的基礎上取得一致。

“如果是藉疫情這機會大規模降薪,這行為並不明智”,魏玉剛說。

態度轉變

一場疫情,改變了社會各個角色對職業的態度。

陳安然近期在反思一個月來的應屆求職歷程,深感迷茫和焦慮。大學期間,她積極投入實習,有光鮮的互聯網大廠的實習經驗。求職時也是衝著大廠去的,但是結果並不如人意。

家人勸她:把目標放低些,現在的形勢下先保證生存,再朝著目標一個台階一個台階走上去,不要試圖一步到位和一勞永逸。

“我自己也有這種感受,可能是我的期待值比較高,當機會沒有那麼好的時候,就會比較失落。現在會想著調整自己的心態,不一定得是’非大廠不去’ ,先找到一份有發展有成長進步工作,再一步步往上走。” 陳安然表示。

陳安然的家庭雖然為她的工作焦急,但並沒有給予太大的壓力。另外一些家長在面對應屆生的就業問題,就沒那麼淡定了。

億歐了解到,甚至有的家長甚至和開辦企業的朋友商量,願意“自掏腰包”,將孩子送進企業工作,由他們支付孩子每個月的薪水,只要求企業保密。

在肯耐珂薩高級副總裁孫元芳看來,這樣的行為可以理解,但嚴重不可取。對今年的應屆生來說,調整自身心態是第一位的。

“特殊的一年,應屆生應該放下以往‘這個不能幹、那個不想做’的執念,需要畢業生有更理性的求職心態。”

另一邊,何壹決定接受離職後,心情也慢慢平靜下來。公司留出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讓他尋找新的工作,等到6月正式離職,他能順利領到“N+1”的補償。

與何壹所在公司類似的是,很多公司被迫做出降薪和裁員時,也盡可能在為員工提供幫助。

孫元芳講述,一個酒店行業客戶目前在嘗試讓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和酒店運營人員每週只要上一天班,以維持最低收入保障,企業方依然為他們繳納社保和五險一金。其餘的四天工作日,員工可以去尋找外部其他工作。

疫情當下,勞動用工關係的矛盾愈發突顯,企業在自身生存挑戰與社會責任壓力之下的選擇,最能體現企業真實的價值主張。

“VUCA時代”

我們已走入變革叢生的烏卡時代(VUCA),“VUCA”代表易變不穩定(volatile)、不確定(uncertain)、複雜(complex)、模糊(ambiguous)。

這指的是我們社會節奏變化快,不確定性增加,每件事的聯動效應增強,思維與思維之間持續碰撞,為社會帶來了一種不明確性和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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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雅工場聯合創始人魏玉剛對靈活用工市場有長期追踪觀察。他認為,靈活用工市場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源自一種時代的不確定性心態。

“過去的五年、十年,中國市場的很多事情其實是清晰的、可預見的、可實現的、可落地的。但是今天我們長期清晰的目標變成了一些不確定的短期目標,社會競爭加劇,產業判斷力減弱,為了應對這些不確定,人就必須靈活、快速調整。”

為了對抗風險,從年初開始,部分企業把一些輔助類、績效明確的崗位轉化為外包或者靈活用工形式,降低全職僱傭的比例,節約用人成本。比如盒馬生鮮在疫情中率先發起的“共享員工”等。

另一方面,這也滿足了社會對於兼職和靈活就業的需求。可以說,社會對兼職以及靈活就業的寬容度在提高。

近日抖音上杭州90後外賣騎手小伙火了,他放棄4萬月薪的設計師工作,轉而送外賣。因為設計師的工作雖然高薪但是工作強度太大,做了騎手以後,他有了“大把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沒有那麼大壓力,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實際上,不只是跳槽心態、擇業心態,更加平和的就業觀念,會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長周丹看到,疫情對於美國、歐洲的國家(影響)可能還好一點,因為他們更早地進入一個經濟平滑發展週期。但是對於中國而言,大家現在要慢慢地去接受經濟發展會更加平緩的事實。

“經濟增長方式逐漸修正,社會心態也要慢慢的去做一些調整,一切都會回歸事物發展的正常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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