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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2020年怎麼看,怎麼辦?


吳曉波:2020年怎麼看,怎麼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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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述:吳曉波  財經作家、890新商學創始人

  採 寫:曹雨欣

  來 源:正和島(微信號:zhenghedao)

  再次見到吳曉波,是在深圳。

  “我們很少做發布會的,也是第一次參加培訓博覽會……”吳曉波坐在會議室中間,笑著和到場的十幾個記者說道。此次,他著重介紹了“890新商學”APP,這是今年9月份由“吳曉波頻道APP”迭代升級而來的一款產品。毫無疑問,我們已經不能單純用“自媒體”來定義這個團隊。在商學培訓風起雲湧的大海中,吳曉波帶領這支年輕的隊伍再次揚帆起航。

  曾經,吳曉波也常常坐在媒體席的位置,向國內叱吒風雲的商界領袖提問。今天,他成為一個被提問者。在中國火熱的商業土地上,他最初只是岸邊的觀察者,被外界稱為“最會賺錢的財經作家”。而今,他挽起褲腿,扎進真實的商業實踐。

  “吳老師”還是“吳總”,吳曉波已沒有了身份上的撕裂感。在他看來,不管是寫書,還是做出版、運營自媒體、投資、拍視頻節目等等,他始終在做一件事情:伴隨中國商業成長。沒有誰能定格一顆正在向上的心。

  今年,吳曉波在全國各地調研企業、講課,依然很忙碌,但並不平靜。 9月“巴九靈”被中止收購,外界一度有各種聲音。在此次專訪中,吳曉波第一次做了正式回應。

  2019年即將過去,我們該怎樣和它告別? 2020年會好嗎?聽聽吳曉波的洞見。

吳曉波:2020年怎麼看,怎麼辦? 1

  “我們還會繼續考慮上市”

  正和島:近期,外界對您比較關注的事件之一是“巴九靈”的上市計劃。 9月27日,全通教育發佈公告稱終止收購。外界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希望您能做一個回應。

  我們籌備了一年多時間上市,在今年9月份收購被中止。

  從外面看,我們失敗了;但對我們內部來講,這只是一個過程,其實也沒浪費甚麼東西。資本市場對我們有一些爭議,同時也有一些認可,也會因此更了解我們。

  爭議的部分可能集中在個人IP上。我從一個評論者變成了被評論者,這存在一個角色的信任問題。我還曾專門到監管部門講個人IP和公司的關係。

  被認可的是公司這幾年業績的發展,以及商業模式本身。資本市場覺得我們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這也是文化創新的方向。

  別人的每一個質疑、每一個問號都值得我們思考。公司前前後後回答了整整108個問題,這也是一次考試,讓我們用另外的角度考慮如何治理企業。這是一件好事。

  外界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是因為他們不了解資本市場。很多人就把公司上市變成了一個期末考,覺得好像躍龍門了。

  我長期做公司研究,非常清楚:上市是一個期中考,不是期末考;公司上市不是結束,而是剛剛開始。況且,我們也沒有通過上市變現的想法,這其實是一個經受公共市場考驗的過程。

  任何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立場。我們都聽到了,會思考,會繼續探索。

  未來,我們還會繼續考慮上市。

  情懷不值得嘲笑,也不值得被謳歌

  正和島:前些日子,證大的戴誌康自首。一些評論說,失利原因是文人做企業太有情懷。包括羅永浩、賈躍亭,似乎也都敗在了情懷上。怎麼在情懷與做企業謀利之間尋求平衡?

  哪個企業(家)沒有情懷?

阿里巴巴開始創業的時候,馬雲有他的情懷,“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羅永浩的情懷是要做最好的手機;我們也有做企業的情懷——為商業提供好的知識付費產品。

  戴誌康是敗在情懷上嗎?不是,他是敗在P2P上,是互聯網金融風控沒管控好。羅永浩敗在情懷上嗎?也不是。他進入到這個行業時,已經走到末端了——他敗在了對行業本身的理解和產品上。賈躍亭敗在情懷上嗎?也不是,他敗在了生態化戰略上。

  沒有情懷的人不要做企業,那是一個生意人。情懷本身是一種企業願景,是一個人做事情的起點、發心。一個企業的成功,有很多因素,跟情懷沒有直接關係。要記住:

  沒有一個企業家敗在情懷上,沒有一個人敗在情懷上,他敗是因為商業本身的事情。情懷不值得嘲笑,也不值得被謳歌。

賈躍亭的“為夢想窒息”,和馬雲的“讓天下人沒有難做的生意”,以及比爾·蓋茨的“讓每家桌上都有一台電腦”,在我看來是一回事,他們都用不同的文字表達了同樣一件事,一件很瘋狂的事。如果馬雲、比爾·蓋茨失敗了,外界可能就會嘲笑他“這個傻瓜,竟然有這個想法”,外界的嘲笑僅僅是一種社會情緒的話題而已。

  每個人做好自己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喜歡馬雲,但必須承認,他做了一個特別牛的企業;很多人喜歡賈躍亭、羅永浩,但不可否認,他們是創業的失敗者。

  我看商業可能比較冷靜。藝術很難用一個比較普世的標準來衡量,但商業是成敗論英雄、財務報表論英雄。這是商業最美好,也是最殘酷的部分所在。

  情懷需要用成功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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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製造最大的特點是告別了性價比

  正和島:如何看雙十一期間,薇婭、李佳琪等直播播​​主高帶貨能力的新商業現象?還有哪些類似的事件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目前,各行各業都在被改變。 10年前,還沒有美團、滴滴,我也沒有自媒體,沒有公眾號。但現在大不一樣了。

  今年,和我工作有關的有兩個東西挺值得關注。第一個是新國貨,雙十一國貨賣得很火,幾年前還出現了一些國貨企業家;第二個是購物直播,比如李佳琦、薇婭。現在有一種商業模式,叫“圈層社交會員制”,我們自己也是這樣實踐的。

  正和島:今年有一部紀錄片《美國工廠​​》很火。 “中國製造”也是大家特別關注的話題,您覺得有什麼變化嗎?

  中國製造今年最大的特點是告別了性價比。原來的產品基本是價廉物美,現在則是物美價平,東西好,價格還得合理。新國貨基本符合這個標準。

  我們最近在跟亞馬遜合作,亞馬遜在推中國好貨,這是以前沒有的。很多跨境電商公司也開始做這些國貨品牌。大概在2015年後,我們做企業研究關注到了中國產品的新一輪品牌運動,它的主題就是新國貨。

  還有一個新變化,也是2015年,那就是生產線的智能革命,當時我們在全中國找服裝定制工廠,只找到極少數的幾家。現在,幾乎所有的中國服裝工廠都可以柔性化生產,實現定制。

  正和島:那未來有哪些新趨勢?

  所有商業的趨勢,都是兩個因素的互為驅動:供給和需求。新國貨主要是供給端,需求端的變化體現在行業發展和消費者的需求上。

  像知識付費學習就是需求端。得到、喜馬拉雅不是憑空產生的。如果沒有智能手機和移動支付,沒有流量成本的下降,怎麼可能會有知識付費?

  消費者有了這個需求以後,知識付費開始野蠻發展,出了很多產品。今天,大家可能希望找到一些更好的線上、線下課程。還有一些企業買一些產品給員工,變成企業大學。

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企業一直都扮演著跟隨者的角色,領跑的那些大都來自於歐美日的發達國家,但到了七八年前,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成為世界第一以後,他們的企業學習便陷入了困惑中,現有的培訓系統卻跟不上。

  中國有2700萬家民營企業,如果有十分之一有志於成為一家學習型企業,就是一個數千億級的市場。但它同樣也是一個極度分散、快速迭代的新型市場。

在我看來,中國的商學培訓業從全盤日美模式的“引進時代”,到非學院派野蠻發展的“草根時代”,2019 年的今天,培訓業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新商學時代”,產業瓶頸和機遇同時出現。

  我們正式推出自己的商學培訓體系——890新商學,全面進軍商學培訓市場。我們希望能用新的內容、工具和合作方式,把中國的商學培訓市場重新認真地做一遍。我們有強大的內容生產能力,App上已擁有150多門課程;3月啟動企業大學的共建計劃,可以提供非常專業化的知識服務和定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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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新的商業現象,比如科創板,機器人,3D打印等科技創新。今年雙十一,貓糧、狗糧的銷量超過了奶粉的銷量,這是因為單身經濟比較發達,90後、00後現在都養貓養狗……類似的這樣的新現象太多了。

  在中國,快公司時代已經過去

  正和島:這兩年,您的《十年20人》《地標70年》等視頻節目陸續播出。在您調研的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事或者重要的思考?

  比如我今年去景德鎮。景德鎮原來是做日用瓷的,曾有十家瓷廠,生產全國50%的日用瓷和80%的出口瓷。

  我這次去的時候,十家瓷廠全部倒閉了。日用瓷在景德鎮已經微不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兩千多家以80後為主的工作室,高文化附加值的文化瓷替代了普通的日用瓷。 。

  這背後折射的是消費升級。

  我們去北大荒去看飛鶴奶粉生產基地。過去他們是奶牛加工廠模式,現在奶粉公司自己種草,從牧場起家,把關奶粉質量。

  我們還去了橫店。印像中的橫店有很多古建築,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今年1月份時它就有了80多個影棚,未來還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影棚。

  創新在今天變得格外重要。景德鎮有幾百年的優勢、橫店有二三十年的優勢,如果不創新,都活不到明天,這是最明顯的一件事情。

《地標70年》之橫店《地標70年》之橫店

  在中國,快公司時代已經過去了,大家會更加深耕在一個行業。我不相信那些快的東西。我們是寫書、做知識產品的,也快不起來,需要紮紮實實地把內容做好。像我們給銀行業做企業大學的在線學習課程,一個小團隊在做,48門課,有培訓課、直播課、訓練營計劃、學習指南等等。

  正和島:這幾年,大家感受到有很多不確定性。據您的觀察,還有哪些不變和要堅持的?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成功,商業或者非商業的成功都來自於專注。專注了以後,再不斷地突破邊界。

  像曹德旺做了30多年的玻璃,他就是很聚焦,連玻璃也只做汽車玻璃。我去見張瑞敏,他問我“什麼叫冰箱?你覺得2019年海爾的冰箱和1984年的冰箱是同一台冰箱嗎?”他這麼多年其實都在聚焦做冰箱。

  這個時代跟幾年前、幾百年前沒什麼區別。聚焦,再不斷地突破,每個人生都是這樣。

  我去過畢加索在全世界的三個博物館,一個在他的家鄉,一個在巴塞羅那,還有一個在巴黎。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他一直在做藝術,很專注。

  活到80多歲,除了交很多女朋友以外,畢加索還乾了一件事,就是不斷突破藝術的邊界。他從最經典的油畫到達達主義,到印象主義,再到後現代主義。我挺願意成為這樣的人,一直專注在一個領域裡,不斷地突破昨天的自己。

  我從1997年開始寫東西,到現在22年。連續每年寫本書,明年3月份還會出版一本《影響商業的50本書》。這實際上是一種職業的自我期許。

  真正有職業的人都是如此。周杰倫連續十幾年辦演唱會,郎朗現在每年要辦100多場鋼琴演唱會,村上春樹連續30年寫作,彼得·德魯克一輩子寫了54本書。就死磕。

  企業家在發生大規模的迭代

  正和島:您在《十三邀》中提到,未來2-3年要做一個“企業家與社會”的課題,這個涉及到企業家的公共價值。實際上,我們接觸到的很多企業家在學習京瓷哲學、致良知等等,在追求社會價值,承擔社會責任。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做這個課題可能要花幾年時間。一個國家的財富擁有者在滿足物質自由後,一定有公共需求。這部分人跟社會、政府、普通社會階層的關係,有時候會變得很緊張,變得互相不認知,太快了。

  我認為中國的企業家階層現在的生存狀況,和他在公共需求改善過程中扮演的的社會角色,會延續很長時間的焦灼期。

  企業家本身也在發生大規模的迭代,從柳傳志到現在的95後創業者,基本上是幾代人。變化一直在發生,衝突也在發生。

  這需要梳理歷史,也要了解大家的認知,最終達到一個共識。這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循環反复。在中國,可能只有很少數人思考,但實際上是公共性的問題。

  50、60年代出生的企業家從小接受公共表達的教育更強。現在90後、00後可能會更加註重個人主義,但也會有類似公共表達的慾望。中國人的家國意識並沒有太減弱,而是表達方式有所不同。在未來,這將是我持續關注的一個課題。

  正和島:從”吳老師“到“吳總”的身份轉變,您會不會時常感到自我懷疑和掙扎?

  我能接受,我沒有太大的撕裂感。其實我就乾一件事,在伴隨中國商業成長。我無非一手在寫作,一手在做企業。服務客戶的同時,我在企業的收穫再變成我寫作和講課的一部分,這對我來講是一回事。

  就像這次開發布會,從過去參加別人的發布會到今天我們自己開發布會,從過去評論別人到現在被評論。這也是商業之美。

  我從2004年開始做企業,到現在15年了。我們做生意、做產品,能更深度地服務企業和年輕人。看到他們獲得成功,我們也很高興。

  我對企業的洞察力、對企業家的理解認同,跟這幾年做企業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我也不是個例。全球又做學者又做企業的人,從德魯克開始,到彼得·聖吉、湯姆·彼得斯,到邁克爾·波特等等,他們是學者,一邊做研究,一邊做諮詢公司或者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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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中國未來用五年度過“化雪期”

  正和島:希望您能總結下即將過去的2019,又如何看2020年?

  2019年是過渡性的一年。這一年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問題,只能意味著互聯網式的落幕,新硬核科技的崛起。

  而未來方向也未能清晰呈現,沒有構成一個非常清晰的圖景。商業模式不清楚,新賽道沒有凸顯,過渡期就是很模糊。科創板也很明顯,先是給外界帶來很大的期望,接下來該跌的還是會跌;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一樣的,沒有結局。

  過渡時期實際上也是一個化雪期,化雪期最冷。在下雪的時候,或者說經濟不好的時候,國家可能會出4萬億計劃,還有各種各樣的政策刺激;春暖花開的時候,新的賽道很明顯,大家又可以做各種嘗試。最難的就是化雪期,雪下完了,但是春天還沒來。這個化雪期很長,美國用了20年,從1970年到1990年經歷了三任總統。

  我預計中國未來用五到十年就可以度過。好不了、壞不去。就像我認為,2020年肯定不會比今年好,也肯定不會比今年差。

  就是在這樣一個過渡期,我們等待新科技的爆發、新商業模式的轉變、消費審美的改變。跟上了就跟上了,跟不上就沒機會了。這段時間其實挺痛苦的,消費者也很痛苦。在這樣一個過渡期,我建議要往小里做。

  焦慮是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我們這一代的焦慮,是怎麼把一條路走到黑,沒有別的路可以選擇,“人生的路會越走越窄”;現在年輕人的焦慮,是怎麼能一次多走幾條路,“人生的路越走越多”,沒有置之死地的事情,這是另外一種焦慮。

  我還會在今年的年終秀演講上講,企業靠熬是熬不過去的。如果希望用原來的經驗,熬到國家再放一次水都不太可能。即使到了明年的春天,也不是去年的春天了。

  正和島:究竟以什麼心態面對這種焦慮?

  99%的人都不會成功的。我就一個建議:做一個專業的人。

  寫稿子的就把稿子寫好,辦培訓的就把培訓辦好。把你做的事情變成專業,把你變成一個不可替代的人。別去想太多的事,因為想了也沒用。

  以我為例。 90年代時,我也不知道自己幹什麼,就多看企業,多寫文章。但我覺得運氣比較好的是,2000年寫了《大敗局》,關注案例寫作。第二個運氣好的是2008年,我出版了《激盪30年》,它讓我進入企業史的研究。

  到現在為止,我還從事這樣的研究。我現在所有的影響力,和大家對我的認同都來自於這。但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我要做案例研究。 《大敗局》是我的第五本書,我前面四本都賣的很爛。 《大敗局》之後有好多書賣的不好,2008年後又賣得不好,我還是不斷地寫,不斷地探索,慢慢就會在某個細分領域裡面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為什麼我現在還寫書?我的錢不夠用嗎?是因為我覺得這有意義,我享受這個過程,哪怕質疑很多。我寫作的高峰可能是32歲時候寫的《大敗局》,即使到75歲我也寫不出第二本《大敗局》。不過,那又怎麼樣呢?我老了以後,對別人說“你看我每年寫本書,證明我很努力”。

  情懷不值得尊重,努力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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