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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音樂會能改變世界嗎,還是它變成了快手視頻


在線音樂會能改變世界嗎,還是它變成了快手視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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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朱小   編輯/靳錦

  來源:GQ報導(ID:GQREPORT)

  4月19日凌晨,由Lady Gaga提議、眾多明星參與的在線音樂會“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持續演出了八個小時。這場音樂會籌集的善款超過1.2億美金,甚至被看作是我們時代的LIVE AID。關於這場音樂會的讚美與批評、感恩與失望,都在彈幕裡呈現出來了。

  它也讓我們開始思考,音樂會場景從廣場退到客廳,究竟意味著什麼?音樂變成了耳邊的喃喃自語,是否還能夠承擔宏大命題、甚至是先鋒表達?疫情加速了直播時代的到來,在線上生活成為“新常態”之際,我們需要重新理解音樂“在線”與“在場”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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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的晚上?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在線音樂會在開演之前,已經在社交平台上被預設為列入史書級別的經典。這種想法也並非毫無根據,單看表演名單上的全明星陣容,很容易讓人們想像這將是一場令人震撼的演出。

  北京時間4月19日凌晨開始,錄播演出持續了八個小時。對我而言,最終帶來的是睏意。當我昏昏欲睡地邊看直播邊刷著社交媒體,發現評論一邊將這場音樂會與1985的“LIVE AID”音樂會相提並論,一邊卻討論著演出者的室內裝修和他們隨意的妝發,查理·普斯(Charlie Puth)以身後亂糟糟的床鋪贏得最多關注。他後來還在推特上自嘲,“說實話,我2008年以後就沒有收拾過我的床鋪了。”

斷眉哥像臨時被抓來開Zoom會議的我們斷眉哥像臨時被抓來開Zoom會議的我們

  從視覺上,傳統音樂會與在線音樂會的區別就一目了然:後者對藝人缺少統一的調度和溝通。同樣欠缺還有令所有表演者保持水準的能力,我們大可不必因為他們是明星就給視聽體驗增加濾鏡。印度裔歌手Vishal Mishra演唱的代表作《Aaj Bhi》,略帶沙啞的標誌嗓音、漂亮的鋼琴伴奏都在,但缺少流行音樂製作的精良感,越聽越像酒吧歌手在翻唱;還有當紅的紐約電子二人組Sofi Tukker,整首作品用合成器鋪底,強調電子樂氣質,但音樂在視頻裡顯得單薄,充滿塑料感。

  在他們表演一小時後,老牌搖滾樂隊Killers登場,同樣兩人搭檔、吉他伴奏、鍵盤鋪底,在簡單配置下做到了高級呈現。相比之下,Sofi Tukker的單薄更像態度問題了。八個小時的表演裡,還有個別明星的演出甚至可以用粗糙來形容,那種表演水平和呈現效果,不如快手上的音樂賬號。

  這是一場靠錄播剪輯完成的在線音樂會。無論線上還是線下,演出都是舞台故事與表演者魅力的綜合體現。放棄這個標準,任何高概念都像是偽概念。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在音樂會的討論範圍內。它是一部歐美音樂短視頻合輯,音樂上所有的愉悅都是孤立的、碎片的、短暫的,跟你在任何短視頻平台上獲得的愉悅一樣。而像Lady Gaga,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這些以華麗現場著稱的明星,他們之前感染力強大的演出,是依託於一整套表演機制,造型、舞美和精心設計過的表演節奏。如今在視頻連線裡,他們只剩下中規中矩的深情。

  整場音樂會僅有的小驚喜來自滾石和Picture This樂隊。滾石演唱了金曲《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四位成員分別錄製個人部分,做分屏表演,隨著音樂進行,四塊屏幕漸次打開,完成合奏。樂隊選的這首歌也非常符合樂隊曾經的壞小子形象,賈格爾(Jager)唱到,“你不能總是如願以償,但你試過之後,會得到你需要的”。在各種口號橫飛的當下,這些話實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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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ture This是一支愛爾蘭樂隊,不太紅,連百度詞條都沒有。他們把摳出樂隊名字的紙盒掛在牆上做背景,成為音樂會衍生“家居話題”裡的另類存在,有人調侃樂隊只顧著拆快遞忘了裝修。事實上,樂隊的表演不僅不簡陋,還是極少的有演出設計理念的。音樂會開始前兩天,樂隊更新了臉書的頭像,換成新單曲《Trouble Maker》的宣傳照,這首歌也是他們的演出曲目。表演時,樂隊四位成員穿著宣傳照裡的同款服裝演奏,樂隊的名字掛在身後,像一個簡易的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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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表演裡,除了碧梨(Billie Eilish)兄妹和綠日樂隊(Green Day)主唱比利·喬·阿姆斯特朗(Billie Joe Armstrong)以外,都沒有給我留下太多記憶。整場音樂會以表演水平做價值和話題排序,大致這麼個結論:樂隊的比二人組好,二人組比單人的好,單人的彈吉他的比彈鋼琴的好,又彈吉他又彈鋼琴的,比誰家裝修好;不彈吉他不彈鋼琴的,也比誰家裝修好。

  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對音樂直播或者客廳音樂並不陌生。在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很多音樂人開始上傳自己居家演出的視頻。比如新褲子樂隊的彭磊、民謠女歌手葉蓓,兩人都曾以每天一首的頻率更新,漸漸與聽眾達成默契。疫情期間最好的表演來自坂本龍一的那場快手直播,產自武漢的吊鈸隨著教授出鏡,當鏡頭定格在吊鈸上“中國武漢製造”幾個字的時候,很多距離都被拉近了。在這場疫情前,我們面對的是共同的命運。

  直播所帶來的“喃喃自語”式的陪伴感,以及個人與世界共同命運的連接感,並沒有體現在這場群星演唱中,而是在音樂之外的環節。演出間隙,穿插播放著世界各地處在疫情中的人們上傳的視頻。有很多影像已經非常熟悉,但當它們一幕幕重新出現,這些真實生活所帶來的衝擊力,比各式家裝背景裡的淺吟低唱要震撼得多。

  我相信當晚昏昏入睡不止我一個人。前六小時的網絡直播,表演乏味導致評論區裡跑題嚴重,擁有了奇特的社交體驗:來自世界各地的讚美與批評、感恩與失望,在同一個場域裡發生,輿論場分裂的味道一下子變得熟悉,直到評論區刷到“國安永遠是冠軍”這句話時,才察覺到這場全球音樂直播中還有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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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去的力量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慈善音樂會結束後,全球公民公益組織在社交平台上發文,感謝Lady Gaga組織並領導了這場音樂會,同時宣布,音樂會總籌款已達到1.279億美元。或許這就是人們願意將這場音樂會對比35年前LIVE AID的原因,面對災難,總希望音樂可以幫助、安慰到更多的人。只是,時代不同了,音樂的力量缺少必要的憑藉。

  1984年,英國朋克歌手鮑勃·蓋爾多夫(Bob Geldof)和米奇·烏爾(Midge Ure)從BBC新聞裡看到埃塞俄比亞的飢荒報導,於是決定寫首歌表達對這場災難的關注。兩人把計劃告訴了各自的音樂人朋友,組建了一個包括喬治·邁克爾(George Michael),菲爾·柯林斯(Phil Collins),斯汀(Sting),杜蘭杜蘭樂隊(DuranDuran)等人在內的明星陣容,一起完成了單曲《他們知道聖誕節要來臨嗎》(《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的錄製。單曲發行時,鮑勃·蓋爾多夫在封面上加上了前綴 Band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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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曲取得成功後的第二年,兩人發起了LIVE AID音樂會,邀請了當時樂壇最炙手可熱的歌手和樂隊,在倫敦溫布利體育場和費城的肯尼迪體育場連續演出。皇后樂隊(Queen)在音樂會中留下了樂隊經典時刻,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裡對這場表演的還原,也成為電影的高潮部分。

  LIVE AID音樂會的成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的關係。 80年代開始,MTV音樂盛行,商業發展迅猛,雜誌 、電台、電視等傳播途徑都對叛逆的才華青年有著極大的寬容,這使音樂人極容易成為大眾寵兒。無論社會底層,還是邊緣青年,只要抓住一次機會,就能實現命運轉移,成為受矚目的明星。

上世紀八十年代,看演出既是生活方式,又是社交方式,紅辣椒樂隊(Red Hot Chili Peppers)主唱安東尼(Anthony Kiedis)曾在自傳裡回憶道,每個男孩都想成為搖滾明星,那代表著著數不盡的金錢,女孩和party。樂迷對搖滾樂都有自己的理解,品味互相鄙視又互相需要,大家去看各種不知名的演出,有時只是想拉攏樂手和自己組隊。

  搖滾樂在當時的流行,就像如今hiphop的街頭手勢,人們從中尋找同好,並完成自我價值的確認。搖滾樂手被媒體大肆宣傳的離經叛道,大多是商業驅動下的故事需要。酒精和藥物依賴、暴力傾向、桃色新聞,幾乎是那個時代搖滾明星共同的叛逆方式,這些叛逆很像吸引眼球的惡作劇,沒有超過社會底線。同時,商業浪潮下人們的精神困境,又需要靠這些“合適的叛逆”去代表和宣洩,所有情緒共同鑄就了搖滾樂黃金時代的開端。

  自由與平等是搖滾樂黃金時代真正的母題,它接續了伍德斯托克一代的精神內核,指向上又完成了從迷茫到激進的反向蛻變。這一代搖滾明星喜歡對公共議題發表看法,在明星身份之外,他們也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極致如U2樂隊的主唱波諾(Bono),如今仍在為第三世界國家發聲,影響力不亞於政客。他們代表著先鋒的藝術形式,也代表著表達價值觀的渠道。

  在互聯網發達的年代,已經不再具備產生這樣人格的土壤。現在最不缺乏的恐怕就是渠道,而公眾人物卻越來越少表達鮮明的觀點。參與“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演出的泰勒·斯威夫特在今年年初,上線了個人紀錄片《美國小姐》,片中最有看點的部分,是她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美國小姐因此成為了美利堅女士。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在今天,它需要被討論。時代沒有好壞,一些東西不是過時了,而是消失了。

泰勒演唱的這首歌原本是送給身體抱恙的母親泰勒演唱的這首歌原本是送給身體抱恙的母親

  真正延續LIVE AID的是鮑勃·蓋爾多夫自己。 2005年,在LIVE AID二十年紀念之際,鮑勃·蓋爾多夫做了規模更大的音樂會——LIVE 8 。這場參演陣容同樣豪華,噓頭也足夠,光是平克·弗洛依德(Pink Ployd)的重組復出,就足以讓這場音樂會具有特殊意義。整個音樂會的誕生,照搬了之前的成功模式。音樂會前一年,鮑勃蓋爾多夫還組織新的明星陣容重新錄製了《他們知道聖誕節要來臨嗎》,唱片封面上,同樣加了Band Aid的前綴。但是,即使如此,這場音樂會的影響力也遠遠不如LIVE AID,一方面因為它主動往IP發展,難免泛起點油光;另一方面,mp3時代來臨,傳統唱片和搖滾樂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

電影《社交網絡》裡有這樣一個情節,剛成立臉書的紮克伯克與合夥人去見Napster創始人肖恩·帕克,肖恩·帕克認為自己是勝利者,扎克伯克與合夥人說,你已經輸了。肖恩·帕克反駁,你說的是法庭上的勝負,現實生活中,你還買唱片嗎?

  隨之結束的還有巨星時代,後來所有的全明星陣容,都如同上世紀的遺產。皇后樂隊在LIVE AID 演唱的那首《Radio Gaga》,在很多年後成了Lady Gaga藝名的靈感來源,她牽頭組織的這場演出,邀請了亞當·蘭伯特(Adam Lambert)這位皇后樂隊曾經的編外主唱。這是兩場音樂會之間微妙的傳承,除此之外,再無其它解讀空間。

  現在音樂成為更純粹的消費品,而不再像切割時代的橫截面,還能留有社會的紋理。

  2019年,解散多年的重型說唱樂隊憤怒機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宣布重組,並發布巡演路線,成為重型音樂界的“大事件”。他們獨特的音樂作品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曾是一代年輕人的榜樣,但如今新一代的年輕樂迷,似乎並不在意他們的存在。重組的憤怒機器確定在一場音樂節做壓軸表演,新一代歌迷在社交平台上要求把憤怒機器換成更受他們歡迎的說唱歌手。老樂迷發聲反對,兩邊隔空對峙,很像之前蔡徐坤粉絲和周杰倫歌迷之間的微博大戰。這件事比One World演唱會更像“同一世界”的註腳。

  19日音樂會直播當晚,歌手老狼在朋友圈寫道,不如大家各自放一段上來,come together,並貼出了自己彈唱《虎口脫險》的視頻。隨後,中國音樂人開始接力,每人上傳15秒的作品,一場朋友圈版“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音樂會正式展開,超過一百位音樂人參與了這次表演。 Lady Gaga在演出前表示,One World音樂會是寫給世界的情書。中國音樂人的朋友圈接力,沒有漂亮的口號,也沒有宏大的命題,音樂呈現的是一種更原生的狀態,只隨每個人的境遇與心情流露,它不夠完美,但充滿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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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曾經飄蕩在廣場、街區、教室裡,現在,音樂和人們一樣禁足在臥室、客廳。那些飽滿的情緒、先鋒的姿態,都隨著音樂場景的轉移而擱置。音樂能改變的,不再是世界,而是一個個具體的心情,但世界又何嘗不是這些心情組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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