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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芯片戰爭:十字路口的杭州


長三角芯片戰爭:十字路口的杭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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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何言

  來源:B座12樓(ID:B1-12F)

4月16日,芯謀研究首席分析師顧文軍在上海某高檔樓盤“發現了好幾位熟悉的面孔”,在微博上感嘆:“隨著科創板半導體股票的解禁,今年浦東的豪宅要漲一波。”

  科創板上海芯片企業的紮堆,反映的是上海在全國芯片產業的龍頭地位,亦是長三角半個世紀以來的風雲際會。

  01

  中國芯片,一半在長三角。

  據21經濟研究院與阿里研究院聯合發布的《長三角數字一體化發展報告》,2018年,長三角地區的集成電路產業規模佔全國50%以上,IC設計、封測和晶圓製造分別在全國的產業佔比達到32.6%、超60%、53.35%。

  其中,上海集成電路產業規模達到了1450億元,佔全國總比五分之一;黃浦江東當年劃出來的一片空地張江科技園,一擴再擴已集聚9家晶圓製造企業、19條生產線、239家芯片設計企業,引領全國城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

2018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規模概況(cr:阿里研究院)2018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規模概況(cr:阿里研究院)

江蘇則擁有第二的無錫(1014億元)、第七的蘇州、第十的南通,以及雖在第十五但增速迅猛的南京;全省2019年芯片產量高達516.3億塊,遙遙領先其他省份。而浙江僅有杭州一城上榜,且僅列第十一位

  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浙江在集成電路領域曾是全國老二,僅次於江蘇。

  在50年代“喀秋莎”的歌聲裡,中國第一次走入芯片發展史。轟轟烈烈的“一五計劃”前後,蘇聯向中國轉讓了1100套工業企業及其他建設項目的資料,3500套製造各種機器的圖紙,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各種技術說明書,而僅僅收取了一種費用:文件複印費。中國的半導體技術和工業體係也由此建立起來。

  1958年起,上海元件五廠、上海電子管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等先後成立。上海半導體產業緊隨北京發展起來。五十年代末,浙江在國內較早建立了單晶矽材料廠(開化 601 廠);60年代,江蘇建立起一批如南京國營772廠、無錫國營742廠、蘇州半導體廠、徐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南京半導體廠等代表性的半導體生產企業。

  上海的半導體工業在當時處於全國前列。 1968年,上海又組建無線電十九廠,與北京的東光電工廠(878廠)並駕齊驅,並稱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中的“南北兩霸”。

但是,特殊的歷史時期,外部面臨發達國家對設備和技術的封鎖,內部面臨持續十年的動盪,當1977年鄧小平邀請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時,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守武(江蘇蘇州人)以一句話概括了當時中國半導體行業的家底:“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

  在整體落後的大環境下,長三角之間芯片產業的差距,亦如初生稚嫩的青青草色,高度差近乎渺然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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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無錫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宣布從日本東芝公司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5微米全套生產線。這是我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短短幾年時間,742廠的芯片產量達到3000萬塊,40%的國產電視機、音響和電源都用到了這條生產線上出來的芯片,742廠也一躍成為當時我國產能最大、工序最全、首家具有現代工業大生產特點的集成電路生產廠。

八十年代熊貓、金星等黑白電視多使用742廠芯片八十年代熊貓、金星等黑白電視多使用742廠芯片

  742廠的技術引進是一道亮光,然而,當時中國整體的芯片產業大幕卻陷入黯淡。

  改革開放後,市場化的國有企業改革浪潮下,芯片企業也不得不自負盈虧。但芯片本就投入大、週期長,失去“輸血”的工廠為了在短期內獲得效益,大量購買國外的技術和生產線,自主研發的電子工業思路逐漸被購買引進所替代。當時有報告稱,全國有33個單位不同程度地引進了各種集成電路生產線設備,最後建成投入使用的寥寥無幾。

  1986年,我國集成電路產量出現急劇下滑。電子工業部在廈門召開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七五”(1986-1990年)期間的“531”發展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並決定在上海和北京建設兩個微電子基地。

  一為引進技術、二為尋找銷路,上海在建設微電子基地上,選擇了合資模式。 1988-1995年,上海先後成立上海貝嶺、上海飛利浦、上海松下等半導體公司。 1998年,上海貝嶺在上交所上市,成為中國集成電路行​​業的首家上市企業。然而貝嶺單一依賴貝爾的模式不可持續,在貝爾受到市場嚴重衝擊後,貝嶺也不得不轉型,在併購、投資中維持存續,而原先的芯片製造業務則煙消雲散。

  隨著國家對集成電路產業的日益重視,更大規模的“908工程”(1990年)和“909工程”(1995年)也開啟了。

  “908工程”的重點是當時市場化運營水平最高、同時具備DRAM研發能力的無錫華晶(由742廠與電子部第24所無錫分所合併而成),目標是突破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在“八五” (1991-1995年)期間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然而實際是:行政審批花了2年、向美國技術引進花了3年、建廠施工花了2年,待1997年生產線建成投產時,技術水平已落後國際主流四五代,月產僅800片,“投產即落後”。

  在一系列曲折探索後,1995年出台的“909工程”吸取之前的經驗教訓,黨和國家領導人發出“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把半導體產業搞上去”的指示,確定了中國電子工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投資規模:100億元。 1997年,上海華虹與日本電氣(NEC)合資組建華虹NEC,不到兩年時間就建成並投片64MB的DRAM,“抓住了半導體高潮的尾巴”,當年實現盈利。

  相比在“三大戰疫”中備受寵愛的無錫、上海,默默有些冷清的浙江,卻迎來了自己在芯片產業最燦爛的時代。

  已故中科院院士、原浙江大學副校長闕端麟教授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在國內率先開展矽烷法提純矽的研究。 1964年,闕教授成功用矽烷法製成純矽;70年代,浙江大學建立了產業基地;80年代,浙江在單晶矽製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此後,學生們開枝散葉,從單晶矽材料的生產到拋光片/外延片的加工,形成了包括浙大海納、立立電子、立昂微電等一個圍繞半導體材料的企業集群。

  1988年,“531”戰略下,871廠紹興分廠改名為華越微電子有限公司,建起了規模化、現代化的集成電路 IDM 模式(即集設計、製造、封裝測試與銷售於一體),是當時長三角僅次於無錫華晶的第二家集成電路製造企業。華越微的集成電路產量曾多年位居全國第二,並為浙江培養了大量的集成電路生產人才:杭州士蘭微電子公司、紹興光大芯業微電子有限公司、紹興宏邦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紹興聯昇微電子公司、紹興廣和科技公司等一批企業領軍者都曾在華越微工作過,華越微堪稱浙江集成電路生產的“黃埔軍校”。

  學術、產業、人才的合力下,較長一段時間內,浙江的集成電路產業規模緊鄰江甦之後,位列全國第二位;在全國集成電路設計十強企業中,浙江獨占三席。

  03

  2000年末,一場席捲全球的半導體蕭條期,把整個行業“砸鍋賣鐵”好不容易砸出來的信心幾乎毀於一旦。

DRAM價格“跳樓價”直接變一折,華虹NEC 2001年虧損13.84億,全國上下一片指責“光靠砸錢做不起芯片”;NEC自顧不暇,宣布將在2004年前退出DRAM領域,華虹NEC不得不轉向代工。

  舉國之力組織的三大戰役,最終只留下一座與預期偏差不小的上海華虹。此後,一向支持半導體發展的國家力量,很長一段時間不見動作;而華虹儘管在2004年之後便恢復業績穩定,也沒再能獲得國家資金的支持。

  然而雨雪過後,焉知不是藏著東風?

  國際芯片產業的調整,使芯片製造廠商尋求投資成本更低的區域;改革開放初期一批出國留學的優秀學生,在頂級芯片公司積累了豐富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後,開始陸續回國創業。一場蕭條帶來的產業轉移,和西雁東飛的人才回潮,使得內地一直求而不得的技術和人才悉數到位,迎來了快速發展的“黃金年代”。

  這其中,世界級芯片專家張汝京2000年創立中芯國際,釘下了上海乃至中國造芯史上的關鍵節點。

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傳言是,為了突破“瓦森納協定”下的技術封鎖,身為基督徒的張汝京憑藉個人信用,找齊美國五大教會進行背書,終於獲得了美國對0.18微米等級生產線設備的出口許可,拿到了世界領先技術水平芯片生產的入門券,扭轉了國內“投產即落後”的局面。

彼時的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三星越虧越投的“反週期大法”,對上海華虹一片指責;張汝京卻深諳“不景氣時蓋廠最好”,在行業低潮期趁低價購入了大量二手設備,甚至包括位於天津的整個摩托羅拉工廠。 3年時間,中芯就建立起4條8英寸生產線和1條12英寸生產線,到2005年就已成為全球第三的晶圓代工廠。這樣的速度,全世界獨此一家。

  在中芯國際落成後,與台灣合資的宏力半導體、世界芯片代工冠軍台積電也紛紛落戶上海松江。短短兩三年時間,到2003年上半年,上海已擁有芯片代工企業11家,已建和在建的生產線18條,其中10條為8英寸生產線,佔全國70%以上。國際巨頭在上海設置的研發中心和製造工廠,為上海培養和積累了大量的人才,形成其它地方不可比擬的優勢。

  江甦的蘇州、無錫,也緊緊抓住了這一波外資和人才的浪潮。有台資背景的和艦科技,在蘇州投產了8英寸芯片製造廠;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歐洲第二大芯片生產商德國億恒等,在蘇州投資興建芯片封裝和測試企業。無錫長電則延請了於燮康、賴志明、馮東明等人才加盟,主導與新加坡先進封裝等國外公司合作,開拓先進芯片封裝工藝與硅分立器件市場,實現了產品結構質的躍升。

  2013年,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總產值達到405億美元,佔全球比重已經達到13.3%。然而,外資與民營企業的“兩條腿”走路雖然能夠支撐起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卻難以實現尖端技術的自有。這一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口總額2322億美元,超過原油成為我國第一大進口商品。國內外芯片技術的差距不僅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逆差,更等於將科技發展的鎖匙交到了別人手裡。

  時代的脈搏,需要有人高瞻遠矚。當2018年美國發起槍響,我們應該慶幸,在2013年有十幾位院士聯合上書,要求國家重新撿起對半導體的支持。

  2014年9月,被稱為“大基金”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掛牌成立,規模上千億。無錫長電成為“大基金”的支持企業之一,在2015年蛇吞象收購星科金朋,成為全球第三大芯片封測巨頭

  之前坐看省內“賽馬”的南京也突然發力,在2015年引入台積電12英寸晶圓廠,2018年工廠建成投產,成為國內目前為止工藝最先進的量產線。台積電的到來,吸引新思科技、ARM等越來越多的產業鏈公司落戶,短短幾年時間,南京已經形成了一個芯片半導體產業集群,江甦的集成電路實力更如猛虎添翼。

  04

  在上海和江蘇你追我趕之時,這一時期的浙江顯得有些“佛系”。從世紀初的全國第二,到17年的全國第五,後邊還跟著湖北、安徽、福建、四川、重慶等一群“死磕”芯片的對手,掉出前十不是沒有可能。

“浙江不同於江蘇和上海的地方在於,浙江對外資的歡迎程度沒那麼高,整個省的經濟基礎是民營經濟。沒有外資公司的技術引進、轉移和擴散,浙江的芯片產業發展沒那麼成熟。 ”2019年,某知名投資機構負責人在接受微信公眾號“CV智識”採訪時分析道。

  在2000-2017的漫長時間裡,除了寧波在承接上海半導體產業的外溢上較為主動,整個浙江的芯片產業幾乎完全靠民營企業自力更生。儘管如此,浙江還是湧現出了士蘭微、中天微、矽力傑、華瀾微、中科微等一批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擁有話語權的芯片企業,在芯片設計和半導體材料領域站到了全國一流。

  作為浙江芯片產業的龍頭,省會杭州本應承擔起更多責任。

2003年,面對國際芯片業者在長三角地區大手筆投資的熱情,《浙江日報》在新聞中曾滿懷期待地憧憬:“我省集成電路產業可以通過’接軌上海’的策略,順勢引進封裝測試企業…… ‘接軌上海’使具有一定設計基礎的杭州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 ”2017年,杭州市經信委電子信息產業處卻只能不無遺憾地總結:“在長三角高歌猛進發展集成電路產業10年征程中……杭州市雖有發展集成電路產業基礎、良好條件和先發優勢,但在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方面成為了比較失落的十年,甚至基本未成功引進一家集成電路製造企業……”

  南京的經驗證明了:一座半導體製造廠能夠帶起一個經濟開發區。而杭州本土企業受制於嚴格的土地、能耗、環評等因素,只能發力於芯片設計與材料,與製造廠的集聚效應不可同日而語。

  從1999年阿里巴巴的成立,整個新世紀,杭州得益於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蒙眼狂奔”。而當2018年互聯網金融集體爆雷,中興通訊芯片危機事件傳來,硬科技公司的意義才凸顯出來。

知名財經自媒體“飯統戴老闆”曾在《中國芯酸往事》中評述:“近年來,關於’上海為什麼失去互聯網’這一話題的討論甚囂塵上。除了網友總結的種種原因之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原因:上海在互聯網發展最快的2000年之後,傾盡資源支持集成電路,把張江高科里塞滿了各類芯片設計、製造、服務公司,曾經產值佔全國一半。而這條路,無疑是最難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績的路,卻又是最應該堅持的路。”

  2017年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印發《杭州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底,全市集成電路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力爭達到500億元;2018年7月,杭州又出台《杭州市進一步鼓勵集成電路產業加快發展的專項政策》,推出了一系列具體補貼政策。 2018年,杭州市撥款5600萬,專項資助了26個集成電路項目。

  中國領先的存儲控制器芯片企業華瀾微告訴B12,企業切實感受到了變化:“杭州現在對芯片產業支持力度較大,較以往更具體、更快捷,減輕了企業研發投入的壓力。”

  05

  但杭州似乎還沒有下定決心。

  2019年,浙江終於發起了集成電路產業基金,規模150億。參與方有浙江省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浙江省公司等共10家投資主體,各方資金於2025年12月31日前到位。

  相比湖北300億、廣東350億、福建500億、江蘇超過1000億……150億的規模對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來說既顯得不夠充足,亦似乎與浙江的經濟地位不相匹配。

  受新政策吸引,一部分上海的芯片中小企業轉移到了杭州。但一位轉移過來的企業負責人Y告訴B12:“資金到位很慢。”

  在《杭州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規劃》中,杭州強調的依然是“重點發展集成電路設計產業”“重點發展芯片設計”;而《規劃》發布僅三個月,杭州知名半導體企業士蘭微就遠赴廈門,與當地政府簽署戰略協議,合作建設12英寸特色工藝芯片項目。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廈門政府支持力度大,而且招商團隊非常專業。前幾年,整個浙江政府產業基金都沒有實際運作起來,去年(2019)下半年才開始有實質改善。”

  但是,杭州的“慢”就一定不對嗎?

  在一位半導體產業知名學者K看來,這恰恰反映“浙江的官員比較理性。”“懂經濟,不會隨便亂上項目。”

  芯片產業投入大、週期長、回報率不明確,“全國一窩蜂上項目,容易產生泡沫。”杭州某知名投資機構經理Z分析道。

  芯片生產線從建設到投產有一定週期,如果地方政府各自依據當前的市場情況進行建設,數年後面臨的可能就是慘烈的同質化競爭。 “浙江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實現差異化,在這個前提下做大做強。”學者K說。

  今年疫情期間,浙江政府縝密有序的表現贏得了全國讚譽,2月的財政收入也幾乎未受影響。我們有理由期待,一個理性的政府,會選擇一條最適合的道路。

  穀雨時節,籠在煙雨中的杭州含羞帶怯,以千變萬化的綠描繪江南旖旎的暮春捲軸。這座美麗的城市自有她的節奏氣韻,不妨相信:慢慢來,比較快。

  參考資料:

  1. 《“芯”想事成:中國芯片產業的博弈與突圍》,陳芳、董瑞豐,人民郵電出版社

  2. 《芯事》,謝志峰、陳大明,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3. 《打造集成電路產業新高地?浙江省杭州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路徑探討和對策建議》,杭州市經信委電子信息產業處

  4. 《“長三角”芯片熱凸現浙江芯片業新機遇》,浙江日報,2003年08月29日

  5. 《浙江省芯片行業的現狀及面臨的機會和挑戰》,海邦灃華

  6. 《2019數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報告》,阿里研究院

  7. 《上海灘造芯往事》,CV智識

  8. 《“長三角”芯片暗戰30年:一家內衣廠的逆襲和三個台灣人的競爭》,CV智識

  9. 《中國芯酸往事》,飯統戴老闆

  10. 《長路未盡:中國科創要攢的五顆寶石》,飯統戴老闆

  11. 《浙江如何加速發展集成電路產業? 》,芯空間

  12. 《浙江的“芯”事》,浙商雜誌

  注:杭州國芯、納瑞科技、知名芯片專家唐杉對本文亦有貢獻,致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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